為慎重起見，虹口區黨史辦公室開展了大量的調查考證工作，取得了不少材料。
一、1986年9月3日從“一大”紀念館資料室摘錄到的，出席中共“四大”的上海代表、原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委員長莊文恭於1961年7月13日關於“四大”會址的談話記錄。莊曾對來訪者說：“記得‘四大’是在一所裡弄房子裡開的，好象是在川公路附近，因為川公路上裡弄房子占多數。”莊認為，會議地點是靠近閘北附近的中國地界，當時橫浜橋築路成為租界，而會議不會在租界裡開的。他記得“開會的弄堂並不很長，是在最後的一棟房子裡，天井很長，有廂房，是二上二下的房子”。虹口區委黨史辦公室根據他所說，查對《民國22年閘北區地圖》，圖中標出沿白保羅路（今新鄉路）進去是和平坊，最後一幢房子是鄭超麟所指的地方，方位和房屋結構（裡弄房子）也是一致的，只是兩層和三層的不同。
二、查閱了原“一大”紀念館館長任武雄在1980年《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發表的文章《關於黨的“二大”和“四大”》。該文指出：“‘四大’會址是在閘北淞滬鐵路附近，北四川路西邊的華界，是華界租界警探不易注意的地方，會議是在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庫門裡弄房子召開，二樓房間布置成教室，有課桌黑板，會議就在教室內進行。萬一有人闖進來，可以借口是私人的英文補習班作掩護，三樓房間作為部分代表的臨時寢室，大家在地板上睡覺。這個房子在‘四大’後一度作為工農部（一般稱為工人部）的機關。”該文的依據是莊文恭、鄭超麟的回憶。
三、長期居住在虹口的虹口區政協文史工作者柯恩聲，在虹口區政協《文史資料匯編》第二集刊登回憶：“我幼年時即1923年至1926年底，曾經在東寶興路254弄第二家（門牌已記不清），記得當時在總弄的第五條橫弄東端保羅路（今新鄉路）與北四川路（四川北路）相交，它的南端有一條新裡弄，靠近鐵路前面，確有座面朝東的石庫門房屋……在記憶中，該處似乎只有二樓的石庫門房屋，而不是三樓。”四、通過橫浜橋街道幹部盛介福，訪問現住閘北區川公路233號老居民朱風蓮，1984年時77歲。朱於1932年“一二八”前就住在“四大”遺址旁邊，她亦證實當時有座舊式三層樓房。
區委黨史辦公室根據當事人的回憶，經現場察看和一些旁證材料的核實，於1987年4月25日確認：今上海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原來這裡是一幢三層樓裡弄房子），作為“四大”會址，正式向上海市委黨史辦公室遞交了《關於確定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會址的請示報告》，經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審定，並報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政府頒發了滬府1987年106號文件，題為“上海市人民政府關於本市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革命紀念地問題的批複”。文件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遺址（虹口區東寶興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八號）。”文件落款為1987年11月17日。1995年，中共“四大”召開70周年之際在遺址處勒石紀念。中共“四大”會址從發現到認定公布，歷時三年多（1984年1月—1987年11月），其間搞清楚了不少問題。（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信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