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了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協調策劃單獨對日媾和。此時，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台灣。至1950年4月，印度、英國、印尼等國家承認了新中國。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加緊了單獨對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此時，台灣當局為得到美國的支持和幫助，在日本賠償問題上一改原來的積極立場，轉而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對美國對日和約七原則和備忘錄採取“無可奈何”的態度———關於賠償問題，台灣當局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複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簽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簽訂雙邊條約。
其實，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個陰謀，目的是迫使台灣當局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1952年2月17日，台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台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綜觀整個簽約過程，台灣當局為求得一個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處處委曲求全，步步退讓，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令每個正直的華夏子孫羞愧。
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隨著邦交正常化時機的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又一次擺在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中國政府放棄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1952年4月27日，台灣當局與日本簽訂所謂的“日華條約”，雙方宣布“結束戰爭狀態”，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而此時，中國大陸與隔海相望的日本的關係還處於冰凍期。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設置了不少障礙。隨著民間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實際上進入了半官半民階段，恢復日中邦交已為期不遠。但恢復邦交，必然要對戰後日本賠償問題作出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我國領導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國人事先卻沒有打個招呼，而是以一種突然襲擊的方式，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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