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對於孫中山故居，中共中央在解決“孫寓所誤會”的同時就表示了高度重視，曾明令上海市委“要保存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舊居，以資紀念”。
在7月1日的電報中，周恩來又細致地關照鄧穎超：長途旅行，宋慶齡病體難支，“可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後再換臥車，由浦口直開北平，並附餐車，大約三天可達”。
宋慶齡患有嚴重的蕁麻疹，她每遇過度緊張或過度勞累，此病便會劇烈發作。1949年上半年，宋慶齡幾乎是在病痛中度過的，先是重感冒，繼而是劇烈的神經痛、高血壓。大夫令她臥床休息並放棄所有的工作和活動，當她病得只能抱著熱水袋呆在床上時，由於“那些處於絕望掙扎中的人，在逃脫即將來臨的局面之前”，仍在對她施加“巨大的壓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會見一些不得不見的人。形勢最為緊張時，正值春季，恰是皮膚病高發季節，正患腸胃病的宋慶齡蕁麻疹大發。在給王安娜的信中，她無奈地說：“在過去兩個星期中，焦慮和麻煩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纏住我不放。我已經不再年輕了，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輕易地把那些影響立即消除……”巨大的精神壓力使宋慶齡急欲放鬆自己，所以她還未等鄧穎超開口，就向鄧提出“希望能到蘇聯療病，並在國外工作一時期”。
鄧穎超對宋慶齡的病痛十分同情，她在6月27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據其病情，乘火車赴平確不無困難”，擬暫緩長途旅行。周恩來據此提出，“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而孫（夫人）希望到蘇聯養病，當於新政協後進行交涉，估計必能辦到，病治好後，亦可至東歐新民主國家參觀”。
經過鄧穎超和廖夢醒的多次勸說，當6月30日鄧穎超向宋慶齡出示毛、周親筆邀請函時，宋慶齡終於答應北上赴平。
在鄧穎超將7月1日中央來電告訴宋慶齡後，得知能坐頭等臥車，宋慶齡非常高興。儘管鄧穎超叮囑宋慶齡要保密，但是宋慶齡還是忍不住悄悄告訴了即將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為我無法在北平呆上幾個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時趕到那裡參加會議就行。但是，此事要絕對保密，因為他們不想挨炸彈（保密），因此我建議你在8月份請假一個月，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乘坐豪華的特快列車南下了。”
7月5日，鄧穎超致電中央匯報宋慶齡已同意在7月10日後動身，“但只擬在北平住半月到一個月即返滬”。電報發出後，鄧穎超在與宋慶齡談話中又得知 “她須在八月六日前趕回上海為其姨母祝壽”，考慮到新政協極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開，於是經與宋慶齡商量，鄧穎超決定將行期推遲到8月6日以後，並立即於7月6日再發電報向中央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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