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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右)寫道：“黨性遵命性也。”“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 |
在給雜誌編稿子的時候，看到了共和國歷史上正反兩個有意思的故事。一個是《安徽日報》前副總編黎洪寫的《我也批過彭德懷》，一個是《林彪與個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讀來有一種痛徹肺腑的力量。他說，當年他仔細研讀廬山會議文件，對批判彭德懷的決定怎麼也想不通。他認為彭德懷說的都是實情，根本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安徽日報》的四個編委也找他發牢騷，很憤慨地質問憑什麼說彭德懷裡通外國。黎洪說，他和他們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卻嚴肅地警告他們，這話不能到外邊說。黎洪說他不敢表達不同意見，還違心地批發了許多批判彭德懷的稿子，違心地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
四十年過去，黎洪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裡痛切地責備自己，話也說得很重。他說：我在總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從謬誤的，沒有一次按照黨性原則去堅持真理，反對錯誤。他說，當時在黨員幹部中，像他這樣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設想，如果情況反過來，90％以上的人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中國的歷史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懺悔誠意和懺悔深度。但是我有一個疑問：當年他真錯了麼？他的設想真有可能出現麼？黎洪講得很清楚：個人甚至整個編委會的反對言論將給個人和報社引來滅頂之災。實際上他也寫道，有一個編委不聽他的勸告，忍不住在外邊說了些話，對批判彭德懷表示懷疑，結果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我想，那90％的人與他的處境相似，即使他們有不同意見，也不敢有任何公開的表示。他們是沒有組織的，他們的不滿只不過是個人的不滿。沒有組織的千百萬不滿，其力量與一個人的微小不滿沒有多少差別，難以對實際狀況形成有效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違心的表態，違心的擁護甚至參與，難道不應該看作人們合情合理的選擇麼？彭德懷在廬山的遭遇是一種標誌。
這個標誌表明：響應公開的號召，按照黨性原則說真話，講出億萬人正在因政策失誤陷入饑荒的真相，已經遭到了嚴厲的禁止。違背禁令的結果，就是被宣判為人民的敵人、黨的叛徒、國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勞像彭德懷那麼高，也逃脫不了身敗名裂的厄運。與此相反，違背黨性原則去奉承最高領導，說他是正確的，將他的胡作非為吹捧為英明偉大，不僅毫無危險，還有升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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