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部當時面對許多問題，處理不好將直接關係到國家、人民的利益。如當時進口糧食成了問題。麥子有一種矮腥黑穗病，我國北方氣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發生。黑穗病對麥子有壞處，對人體卻並無壞處，當時農業部從衛生考慮，提出進口美國麥子中有矮腥黑穗病。農業部的考慮無可厚非，但“四人幫”興風作浪，聲言凡有此病的麥子一概拒收，無此病才可進口。他們不管老百姓的糧食夠不夠吃，喧嚷接受了進口就是“洋奴哲學”、“賣國主義”。訂合同時要美國人保證，美國人不肯保證，因和其他國家訂合同時並無此條例。後商談用薰蒸辦法，美國人說可請到美國去檢查，建一個薰蒸倉庫，若運到我國口岸再薰蒸，糧食會受損失。不行，為此和美國人爭吵不休。上海是吃進口小麥的一個城市，為此那時小麥不准再進口。
花生油進口、玉米進口，同樣存在“含黃曲黴素”多少的問題。“四人幫”不承認世界普遍訂立的標準，如蘇聯、西德等訂立含50單位以下可進口；而提出要特殊標準：訂立非5單位以下不能進口。在糧食等進口問題上便經常吵鬧。外貿部出口的貨品，外國根據他們人民的習慣，要求按照他們提出的樣子制做。不行，不能違背“獨立自主”。有的貨品釘上“中國製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釘此招牌，允許他們拿回去釘上他們的牌子，比如訂購中國大華襯衫廠襯衫，是北京 “天壇”牌，外商希望換用他們的牌子，因為那牌子在他們國內已打開市場。不行，這是“賣國主義”，對所謂“中性包裝”一概反對。外商說多給錢，多給錢也不幹，我們要向全世界證明那貨品是中國人做的。貨物賣大包裝時，外商要求拆改為小包裝，不行，不許改。他們說不改不好賣，那就不訂合同，否則就是“洋奴哲學 ”。當時，錫箔、紙錢、通書、觀音堂、觀音菩薩像，一律是迷信，不許賣。要賣就許可賣阿慶嫂、劉胡蘭塑像，否則便是“宣傳封建迷信思想”。
“我們沒聽他的”，他笑起來：“只上海一地不賣。上海派人去廣州交易會造反，一見到賣那些就造反。上海出產的‘中華’牌香煙，他們一定要賣價訂得最高、最貴，說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問他們何處有此規定……”
他針對當時外貿出口上的這些問題及糾紛，曾作了報告，一律實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許外商要求，可以不訂牌子，可以改包裝……
“加工出口綢緞，問我上邊印聖母像、印蒙娜麗莎行不行？我說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批評說‘聽一個部長講話，如果不知道他名字，還以為他是外國人！’”
1976年就是這樣一個極左橫行、無知為上，投機者跋扈的年代，天災人禍紛至沓來。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逝世於305醫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憤，外貿部群眾也準備了花圈上街。當時中央決定不許上街開追悼會，周總理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請出被半打倒的鄧小平致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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