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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命令下達10天內,各軍區司令員都到達了新的工作崗位,每人按規定僅帶了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 |
1973年12月,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次不尋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開4個月後,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北京與沈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福州與蘭州八大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這件事情不但在國內產生巨大影響,在國際上也引發了各種猜測。
“決不允許槍指揮黨”
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對十一大軍區中的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呢?從我黨與軍隊的具體關係變化來看,我黨總體模式與思路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實際過程卻有些複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裡出一切東西。”
基於歷史經驗,建國以後,毛澤東始終對軍隊抓得很緊,特別關注直接領導者的動向。他一直兼著中央軍委主席,要求軍隊重大問題都要向他報告,甚至營、連的調動也要經過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時說:“我們軍隊裡也不那麼純,軍隊裡也有派嘛!……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可見,毛澤東對軍隊領導權和內部狀況的關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歷史和心理因素。
當然,直接導致這次對調的,還是林彪利用軍權與舊部的關係,企圖篡奪政權,以及由此引發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後,毛澤東開始重新審視 “文革”,決意重新啟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幹部,並親自著手掌握軍隊情況。在這種背景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開始在毛澤東頭腦中逐步醞釀。
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8月在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由於此時周恩來病情加重,毛澤東有意識培養鄧小平成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對鄧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聽取工作匯報中,毛澤東講到各大軍區司令員久未調動的問題,問鄧小平怎麼辦?鄧小平稍作沉思,隨後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澤東的茶杯對換了一下。毛澤東會心一笑,說道:“英雄所見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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