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西方,“道”與“勢”是相對獨立、並立的,這和古希臘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關,也和對上帝的執著信仰有關,是雙權並立的產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我不可能放棄我對因果律的研究,去當波斯國王。”諸多的哲人同時又是神學家,如培根,即忠實地信仰上帝,又執着於研究數學、哲學。其共同特征都是:超越王權。這與中國人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從勢”的世俗功利性態度截然不同。
在這樣的環境下,在西方則多有大量的為知識為真理而獻身的獨立性人格知識分子。他們能夠為知識而探索知識,而不陷於狹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實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個群體,有他們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充分的哲學思想作為積澱,英國和法國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權、法治、個性主義等超越王權的思想才能傳播得如此深廣,深入人心;文化“現代性”的轉化才能如此的順利。
由此反觀中國現代的五四運動,不能說它沒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斷呢?人們習慣的看法是歷史形勢使然。缺乏反省歷史的態度,缺乏正視現實的精神,以及阿Q那種“顧左右而言他”的滑頭讓我們滿足於這種遮羞布式的解釋。我們敢說,這種解釋體現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嗎?體現了真正的“道”的尊嚴嗎?根本的原因就是,“道從於勢”的依附性人格潛在地控制知識分子的行為,它使知識分子沒有一種真正獨立的學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現出具有濃重實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識。它教會了人們如何騎墻,如何變臉,如何逃避,如何討伐,如何攻擊,如何奉承,如何撒謊,卻惟獨沒有教會人們如何堅守、如何執著、如何超越、如何獨立。
因此,五四運動所開創的人文傳統的一再斷裂也就難以避免了。這種斷裂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雖然從表面上看,新的社會已經建立,但這並不意味著現代性的中國和現代性的人與文化已經建立。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政治的大狂歡”形式,以“追求現代性”這樣一副冠冕堂皇的虛假面目,上演了一幕幕傳統糟粕大張旗鼓回歸的滑稽劇。它宣告了“道”在“勢”面前的徹底失敗,現代性獨立人格被壓抑到極點,現代性文化徹底中斷。唯有反省,才能踏出前進的第一步。(摘自: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