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及“雷擊”事件：“對群眾的議論，毛澤東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們總記得，在延安的時候，生產運動是怎麼搞起來的。為什麼提倡生產運動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徵糧征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裡非常不舒服。毛澤東同志看法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群眾的呼聲嘛！……他善於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對群眾反映的意見歷來是高度重視的。建國以後，隨著黨在全國執政地位的確立，一些黨員和幹部逐漸滋長了官僚主義作風，脫離群眾，甚至做出了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這種苗頭更引起了他的警惕。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尖銳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隨後，他舉了一個典型事例：“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於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裡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後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
當時在廣東還發生過一個更為突出的例子：廣東某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要在某鄉蓋一個麻風病院，和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而縣政府不顧群眾的意見，硬在那裡蓋了一所麻風病院。這樣就惹惱了群眾，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帶領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把幹部的衣服也扯爛了。結果，該縣公安局的負責人帶領8名警察趕赴現場，還開了槍。由於當地政府對這件事情沒有及時進行妥善處理，導致矛盾不斷積累並最終激化，甚至發展到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地步，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針對類似事件，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他還進一步提醒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因此，“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事實上，自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接連出現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願事件。當時，一些黨員和幹部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們對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即採取壓制和壓服的辦法，動輒批判鬥爭、開除，甚至動用武力。例如，蘭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學生要求發給寒假回家路費，學校不同意，300多名學生鬧了起來，學校領導採取強硬辦法，抓了60多人，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對此，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對待人民內部問題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一個月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又專門談道：“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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