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於1959年接替羅瑞卿出任公安部長，從此進入中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60年代的幾册中，刊有涉及謝富治的若干批語，顯示出毛對其工作的肯定。尤其是三屆人大召開前夕的12月5日，毛對謝在沈陽冶煉廠蹲點的報告作出“很可一看”的批示。謝富治在“文革”中一直受到毛的信用，1972 年病逝，江青在追悼會上與其遺孀相擁而泣。
不無巧合的是，1965年1月2日（正是三屆人大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人的前一天），毛澤東批送謝富治、李井泉（三屆人大新任副委員長）、陶鑄三人作於1941年批判王明路線的長達5萬多字的一組文章，“請提意見，以便修改”。批語中有一段涉及當年高層的文字。這件材料除1964年3月批送中央政治局一級的成員（經常列席常委會的吳冷西例外），地方大員及政治局以下的僅此三人（柯慶施正在肺癌手術後的病療中）。
憤怒出詩人：“反修”激發了毛澤東的藝術靈感
憤怒出詩人。反對赫魯曉夫，激發了毛澤東的藝術靈感，形成了繼1930年代長征詩詞之後的又一創作高峰。1964年的毛澤東，作為政治家詩人，繼續用他特殊的方式，以詩詞作批判的武器，這就是創作於這年春季的《賀新郎.讀史》：
人猿相揖別。
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
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
不過（是）幾千寒熱。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
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
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
有多少風流人物？
盜跖莊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
歌未竟，東方白。
《賀新郎.讀史》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詩化。
1964年的毛澤東，思慮所及，漸由國際反修轉入國內反修（社教），由運動重點之爭及於接班人的替換，選擇的突破口在文藝和教育兩界，而確保既定路線的推進，要端賴對軍隊的掌控和對個人崇拜的鼓勵。這一切被有機地組合在了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一切，正在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兩年之後開通的“文革”之路。（摘自《同舟共進》 作者：馮錫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