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種情況，一直到199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才發生了比較大的改變。這裡面的原因很簡單：一是蘇聯解體後更多的檔案被公開，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包括與中共關係的文獻，甚至被大量結集出版，共產國際在什麼時候究竟起過什麼樣的作用，不再是一個難以弄清楚的問題了；一是共產國際畢竟只是存在於1919年－1943年間，它即使起過怎樣的作用，距離今天也太過遙遠了，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日漸失去其敏感性了。
這種改變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學向青教授發表文章，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推動下成立起來的。這一結論當即受到了其他黨史研究者的批評。這類說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難見諸於公開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樣觀點，並且直接挑戰傳統的中共建黨史研究的著作，卻得以公開出版，而且還得到了多數中國學者的好評。雖然該書是日本學者寫的，但是，圍繞著該書所進行的熱烈討論，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能夠公開發表在中國報刊上，沒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擾。
中共早期為何受共產國際的困擾
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所以會比較糾結，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實就宣布加入共產國際，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自願聽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此，中共二大專門通過決議。共產國際對加入者也有明確的紀律約束，這包括：凡加入者，黨名必須為“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共產黨支部”；“必須以全力擁護蘇維埃共和國”；必須遵守第三國際的一切決議，第三國際亦“有強迫加入國際共產黨之各黨一律遵行的權力”；等等。
也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國的共產黨人，始終是自覺地把自己視同國際共產黨的黨員的。李大釗代表中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講得很明白，即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確是“跨黨”，但這並不等於“黨內有黨”。因為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共產黨員的作用，就是要在國民黨與國際組織之間做個聯絡，使革命運動更好前進。孫中山對此也很理解，說：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的黨員，一面加入國民黨來幫助我。
因為是國際共產黨的黨員，因為是站在階級立場上來看待國家民族關係，因此，早期共產黨人在擁護蘇俄或保衛蘇聯的問題上，很少會有情感上的困擾。1924年中蘇兩國政府商談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權問題時，中共方面就公開贊同莫斯科的主張；1929年張學良發動事變，試圖武力收回中東路路權，當時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猶豫地打出了“保衛蘇聯”的旗號。
之所以中共早期會這樣行事，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深信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按照階級鬥爭學說，資本主義條件下全世界無產階級才是一家，因此，“工人無祖國”，要不要為民族國家利益而鬥爭，必須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國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因為俄國革命所創造的蘇維埃共和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祖國，因此，任何爭取和保衛民族利益的鬥爭，都必須服從和讓位於擁護和保衛蘇俄利益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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