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編輯魯靜就是這樣被選中的。她是歷史學博士，在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室等多個部門工作了十多年。2007年11月，她被借調到“朱辦”（朱鎔基同志辦公室的簡稱），參與第一階段編輯工作。任超介紹她“這幾年一直在該書編輯組負責”。
翻開《朱鎔基講話實錄》，《編輯說明》裡介紹了參與編輯工作和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成員。除魯靜和另外一名編輯外，其他人均在經濟學領域有不同建樹。他們的工作是高度細致嚴謹的——既然是“講話實錄”，所有資料都來自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信件、批語。用黃書元社長的話說，“這幾本書是講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所以，搜集和整理的對象，主要是朱鎔基出席重要會議和到地方、部門考察調研的會議視頻、講話錄音、現場速記等。一遍遍看錄像，一遍遍聽錄音，把他說過的話一字不漏地整理下來，僅此一項工作，就可以用“海量”來形容。全部形成文字後，總字數多達1500多萬字。
魯靜告訴記者：“在這1500多萬字裡挑選文章，如何取舍，是這4年中最棘手、最難解決的事。因為每篇講話都體現了實字和真字。”朱鎔基給工作人員確定了一個挑選原則：凡是重複的、已公開發表的、別人代筆起草的，一律不收。據此，魯靜等人開始了漫長的整理過程。“背後的辛苦是一般人無法想象的。加班加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為了核對一個人名、地名或者一個數字，經常要到處查資料、詢問當事人或有關部門，花費幾天甚至一周的時間。”
不僅是編輯們看，當時年近八旬的朱鎔基自己也非常認真地看。如今，回顧這段浩大的資料整理過程，魯靜覺得，能親身參與其中，將朱鎔基總理思想最精髓的部分呈獻給廣大讀者，這是終身的榮耀。
生命中最有激情的一年
2010年，按照朱鎔基的“原則”挑選出來的初稿，共計120多萬字，送到了人民出版社12名責任編輯的案頭。12個人分成了4組，每3人負責其中一卷。如何分組也是精心考慮過的：3人必須老中青結合，其中必須有一人是學經濟的。
學政治學的責任編輯阮宏波是最年輕的一個，出生於1980年。他被分到第三卷編輯組。起初，組裡3人一碰頭，發現沒有真正懂經濟的，趕緊跟社裡報告，換了一個學經濟的過來。“為什麼一定要有學經濟的呢？一拿到書稿就發現了，絕大部分內容都是經濟。朱鎔基被國外媒體稱為‘經濟沙皇’，不是沒道理的，他的的確確是個行家。雖然他講話深入淺出、簡潔明了，但分稅制、國有銀行改革、國企改革等，都涉及許多專業知識。”
老中青三代人的結合，則從另一個方面保證了編輯質量。“‘朱辦’對我們的工作是放手和信任的。責任編輯從文字、標點，到內容、篇章都可以提意見，但一定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據。所以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同一句話，老編輯看了覺得有問題，我們年輕人看了覺得沒問題；或者，大家都對某個地方有疑問，但每個人的理由不一樣。這時候，不同年齡段、不同經驗的3個人，在一起爭論就很重要。最終，會爭出一個統一的意見，反映給朱總理那邊。”
按規定，圖書的出版一般執行“三審三校制”。但《朱鎔基講話實錄》在短短大半年裡，就經歷了十幾輪編輯、二十幾輪校對。人民出版社對編輯和校對的要求，只有最簡單又最難的三個字：零差錯。為此，第一輪，每組看自己負責的那一卷；第二輪到第四輪，為避免閱讀疲勞，輪流看其他組的三卷；第五輪，再回到自己組的那一卷……直到最後幾輪，“停下，站到自己的責任田上，牢牢把住，你們就是負責這一卷了，一個字都不許有差錯”。有了這種“魔鬼式”的編校過程，今天，阮宏波已能坦然而自信地說：“我肯定，這套書做到了零差錯。”
對書的編排方式，在常用的“時間式”和“專題式”兩種方案裡，最終選擇了“時間式”。即從1991年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開始，到2003年總理任期結束，12年的講話，嚴格按時間順序編排。“這樣編排的最大好處，是能夠清晰地看出朱鎔基對中國經濟全局的思考，也能看出他經濟政策發展的全過程。如果拆分成銀行、稅收、國企等若干個專題，就會割裂了。”
書名是朱鎔基自己定的。“現在領導人的著作，很少再用‘某某文集’這類書名了，從上一本《朱鎔基答記者問》到現在的《朱鎔基講話實錄》，可以看出總理對書名的要求，還是簡潔明了。”阮宏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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