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印度早期精英在經濟問題上卻沒有同樣的智慧。按作者的說法，當年尼赫魯建立的印度經濟制度是按其設想的印度式社會主義模式，是一個以“仇恨資本主義”為特點的經濟運行制度，充斥著國家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大規模實施的許可證制度完全剝奪了企業創業的能力，因為這個特點，印度大量借鑒了蘇聯的經濟模式，創造了一個半神話半強制的虛幻體制。為了打破這個體制，印度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今天這場鬥爭還在進行。作者的這個看法很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配合的理論，只不過在印度是反過來了。印度先創造了一個適合市場經濟的民主制度，然後又建立了一個並不需要民主制度的經濟體系，不但是不需要，而且是倒過來嚴重影響了計劃經濟的運行，用作者的話來說，是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這必然是失敗的制度，其結果是既沒有經濟效能也沒有民主，但這卻不可以被理解為民主的失敗，而是印度在次序問題上顛倒了，走了彎路。
民主制度在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次序對頭了：早在西方所有國家都處於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大規模萌動，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也在理論上為自由經濟和貿易奠定了基礎。印度精英沒有認識到這點，所以在正確采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價值時把更重要的精華給扔掉了，雖然這還不至於是“潑了小孩留了臟水”，但對印度隨後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作者的觀點能否解釋印度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這恐怕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作者的看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和政治轉型進程卻有著一定的警示意義。長期以來，關於印度民主制度的爭論往往過度集中於跟中國做無謂的比較，西方學界也偏好從價值的絕對尺度來評判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所謂“制度之爭”，而去過印度的中國普通民眾往往以嘲笑印度的民主為樂事，稱印度破敗的城市和基礎設施（這在本書中都有詳盡的分析探討）是關於印度民主制度成功與否的最好解讀之類。這類見解的直接後果是人們不願意去“想象”印度，這也是作者以一個巨富的身份，竟然不惜洋洋灑灑數十萬言希圖達到的一個願望：印度是一個有著大量歷史積累的文明古國，其興起還是衰敗，都是十分複雜的現象，需要沉下心來做詳細的調研，才能有發言權。雖然作為一個印度公民，作者不可避免對自己的國家更有偏愛，在論述某些現象時也可能過於溢美，如在討論印度經濟發展的前景時以筆者看來就過於樂觀，但這反映了印度國民對當今世界的期盼，是完全正常的。而透過這些，中國的讀者仍然能夠從中得到啟示，例如語言和民族問題的關係，甚或也可反思我們文宣部門最近所做的一切中國大陸出版物不得出現英語詞語的規定，有關部門如此排斥其他語言和我們社會今天興起的英語熱形成的對照並不見得有利於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又或者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次序問題，印度的案例難道不是也給了其他發展中國家一些啟示嗎？也許中國的實踐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對這個問題給出有力的回答。（來源：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站 作者趙干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