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救護車闖紅燈
越南改革最初也是在走投無路之際被逼出來的，和任何模式無關。1975年越南統一後，北方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雙重戰勝者的身份對南方實行全盤社會改造，清算民族叛徒和階級敵人，沒收大小資本，在經濟上推行國家統制的計劃經濟，造成了市場的極度緊張。當時最困難的是糧食，國家規定低價收購糧食，農民不願賣糧，南方重鎮胡志明市因此出現糧食危機。
對此，中央政府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應急辦法是把蘇聯援助的牲畜飼料賣給胡志明市的居民，但是，一些在戰爭年代“革命立場十分堅定”的南方幹部不接受，他們自作主張，動用銀行款項，把糧食收購價提高到原來的5倍，用軍隊車輛下鄉運糧，從而解決了糧食危機，避免了政府和人民的對立。這是在國際共運史上除了蘇聯的強制征購和中國的統購統銷之外的第三條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道路，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的道路。
中央機關起初對於南方幹部的這一舉動大有興師問罪之勢，但是，全國其他缺糧的城市看到胡志明市的先例後，都要求照樣辦理，以同樣價格向農民收購糧食，就這樣，在前呼後擁之下取得了對指令式計劃經濟的突破，開始了市場實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向市場回歸。越南人將這一突破稱為“跟著救護車闖紅燈”。這些市場實驗出現於1976年和1977年，所以，越南經濟改革的起點實際上並不比中國晚。
不過，此後越南的經濟改革進程確實不如中國快，主要原因是在保守的北方和開放的南方之間缺乏一個像鄧小平這樣一言九鼎的人物。當時主持胡志明市改革的是長期在南方領導地下鬥爭的武文傑，他是越南經濟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他率先在南方採用市場機制、獨立核算和利潤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救活了一批企業，創立了一些站穩市場的消費品牌。
但是，一些中國報刊把他譽為越南改革的“總設計師”，未免牽強附會。他是地方領導人，按照起碼的經濟理性辦事，有道義擔當，但是談不上全局設計。在越南的總體改革過程中，可以說，既沒有一個“改革之父”，也沒有一個改革思想家或理論家，而是現實推著走。按照越南經濟學家的說法，最突出的實踐者武文傑擔負的也不過是“坦克”的角色，“掩護他人破欄而進”。
武文傑在南方實行的改革實驗長期得不到越南中央的支持，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越南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實踐也始終徘徊不前，僅僅“共產黨員能不能經商”的問題就糾纏了十幾年。
但是，改革派武文傑也沒有完全被排斥，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上調河內擔任國家計委主任，1991年到1997年間出任總理，在任期間培養了接任的改革派潘文凱和阮晉勇等人。
總的來說，越南改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反覆和停滯，是和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總體困境分不開的。這種情況直到21世紀初南方幹部在中央決策層逐步取得優勢才有所改變。2006年，越共“十大”之後，越南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步伐都令人刮目相看。
作為經濟改革先驅的武文傑也是越南領導人中的政治開明派，他力主和美國恢復正常關係，盡早加入WTO。他在退休後不但仍就經濟改革問題發聲，也開始對敏感的歷史和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主張為了越南民族的健康發展而超越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用更寬容的態度處理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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