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2月2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社論說，侯孝賢創造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電影美學，總是在中距離以外的鏡頭，不動地凝視著戲劇的推展。這樣的電影敘事手法，為他在全世界吸引了崇拜者，也有不少國際影壇上的仿效者。
但若深入探討“侯氏風格”的來源，其中絕對無法忽視的因素，是台灣貧乏而缺憾的電影環境。我們沒有夠優秀、夠傑出的演員，可以經得起特寫鏡頭的凝視；我們也沒有充裕的資金、廣大的片場，可供導演揮灑全景呈現。
換句話說，侯孝賢的成就，是建立在認知台灣的特殊環境條件上，正因為深刻體會這樣的缺憾，為了應付現實、彌補不足，才創造出了獨特的藝術語言。
我們完全能夠想像：一個具備了和侯導同等才能的電影藝術追求者，若是無視於自己面對的現實條件，一心想拍出好萊塢式的“大片”，或者是源自豐厚劇場背景而來的英國式細膩心理片，那麼投入再多的努力，承受了再多的挫折，恐怕都還是只能有平庸、半吊子、不起眼的作品吧！
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雖然在台灣拍攝，但從資金到人才到技術，都是好萊塢提供的。除少數“本土劇”，台灣大部分電視劇，也紛紛到對岸去拍攝了。這是無從忽視、無法否認的事實。影視戲劇的土壤是如此，要怎樣期待我們的電影有“小清新”以外的表現？又要如何期待台灣電影在設定以華人圈為競賽範圍的“金馬獎”中，獲取優異、亮眼成績呢？
除非像民進黨“立委”建議的，金馬獎關起門來，只評選台灣電影，那樣就可保證得獎的一定是“台灣電影”了。但問題是，那樣辦出來的金馬獎，就對台灣電影環境有幫助？
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台灣電影比輸人家，而在於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無法查知、更不願去鼓勵台灣真正可以贏人家的本事，老是以一窩蜂的單一標準來衡量成就。很少人意識到：這些年來，台灣電影在紀錄片上的表現，遠勝過劇情片。台灣有一批青壯派的影視工作者，他們認命地面對沒有好演員、沒有好劇本、沒有充裕資金的限制，扛起攝影機，上山下海，把故事寫在記錄形式的作品裡。十幾、二十年的累積，在紀錄片的語法、表現、剪接上，他們逐漸在建立台灣獨特的風格傳統。
不健全的制度，使得台灣的公共電視，始終無法發揮真正“公共”功能，然而以公視有限的預算，卻也就足夠在這些年中扮演起“紀錄片搖籃”的角色，催生許多傑出的紀錄片，更刺激出紀錄片工作者的自主社群來。
拿當前的台灣紀錄片，去和香港、大陸相較，一定只贏不輸。拿去和其他任何國家的紀錄片比較，也絕不遜色。可惜，這樣的成就，大部分人不知道也不關心，我們的“立委”們更是從來都不知道、更不關心。
為什麼政府不能讓已經有了如此傑出成就的紀錄片，獲得更普遍重視？為什麼政府不能提出一套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電影產業發展策略，在輔導、投資劇情片之外，開出另外一條由紀錄敘事逐漸成熟虛構敘事的道路出來？
台灣今天的困境，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缺乏真正的自知與自重。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央”及地方的政府官員、“立委”，沒有耐心實地去了解各個領域的面貌，習慣撿拾外來的標準，粗率地套用，這樣怎麼能準確看見台灣呢？我們不是美國、也不是香港大陸，我們需要的，是依照台灣具體條件量身訂做的電影產業政策，不是一窩蜂的流行意見。
掌握龐大公資源的政府，有能力、也有責任鼓勵投資真正的台灣特色。一窩蜂的事，一時討好消費者的事，民間商業市場自然會做，不需要政府。一窩蜂的事，誰都看得到，也有很多人會投入跟隨，這更不需要政府。相反地，政府應該提供更高更廣的視野，提供未來的願景，以視野和願景對抗市場的一窩蜂，讓從台灣現實土地上長出來的真實創意能夠茁壯成型。
不過看看台灣各級政府一窩蜂地砸錢辦跨年晚會，毫不在意地彼此抄襲模仿，讓各地的活動都沒有特色，若要期待公部門扮演起這種創意品味領路的角色，恐怕還得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等待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