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至2011年，國內多次舉辦書畫展，均有慈禧太后書畫作品展出，有媒體稱讚其“畫艶驚眾人”。
慈禧親書真跡反差大
然而，我們看到的一些慈禧太后親書真跡，與上述書法、繪畫卻有極大反差。
鹹豐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合發動辛酉政變前，她親自起草將肅順等人解任的密諭。
從這封密諭，我們不難看出慈禧太后的文化素養其實不高。第一，字跡歪歪扭扭，看不出有任何書法功底，與世間所傳慈禧太后禦筆書法大字比，更有天壤之別。第二，她的文字和文化基礎並不好。密諭共237個字，其中有錯別字12個，達16處之多，而且語句多不通順。如“進成（城）後，在（再）傳旨著恭親王總理贊襄正（政）務，是（當）否，求兄弟著議”，23個字中有4個明顯的錯別字。第三，她本人亦知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故在密諭中有“求七兄弟（指奕譞）改寫”之語。
4年後，同治四年（1865）三月底，慈禧太后的學養與書法也無多少提高。與1861年的密諭比較後，我們發現，這一罷革奕訢上諭的字跡，同樣寫得歪歪扭扭，書寫水平未見提高。上諭不過226個字，有錯別字13個。在前一密諭中，她屢次將“權理朝政”錯寫為“權理朝正”、將“再行歸政”錯寫為“再行歸正”。她也知道自己寫得很差，所以“先作詔以待”，後發交文淵閣大學士倭仁、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等人，並說：“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詞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
光緒三十年（1904）慈禧太后抄寫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雖較前述諭旨的水平有所提高，但字體結構仍然呆滯鬆散，筆力稚嫩。將以上真跡與世間所傳慈禧太后親書的“福”“壽”“龍”“虎”等大字立軸比較，任何人都可一望而知，兩者絕非一人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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