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武龍的出事，也主要是受其弟弟地產商王文龍的牽連。王文龍與南京益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白松關係非同尋常，而益來公司曾在南京市開發“金陵禦花園”、“金陵禦庭園”、“益來國際廣場”等高檔地產項目。這些項目都集中於玄武湖附近和南京中心地帶，南京房地產界對這些地塊的競爭非常激烈。益來公司能以低價順利拿到土地，坊間確信與王文龍巨大的個人活動能力密切相關，而王文龍的活動能力無疑來自于時任南京市委書記的王武龍。
山東原省委副書記、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也倒在了房地產上。杜世成涉嫌與2003年發生的嶗山違法批租土地大案有關，杜在青島任職期間鼓吹“房價不能倒”的謬論，導致官商勾結腐敗大案頻發和房價瘋漲。杜的兒子插手青島諸多大型工程建設，並參與倒賣土地，幫助一些房地產公司修改規劃，從中收取賄賂。杜還幫助他的外甥田某，在青島即墨區低價甚至無償取得29平方公里的用地，經營建設和旅遊項目。
此外，上海市原市委書記陳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長何閩旭、天津市原檢察長李寶金、湖南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等高官的落馬，無一不與房地產腐敗案有關，媒體稱，“這些落馬高官，大多與房地產商形成了一條權錢交易的利益鏈條。”
解密腐敗“鐵三角”
官商勾結已成為房地產業的潛規則，是這個行業獲取暴利的基礎，房地產商與地方政府的一些領導幹部、銀行的部分領導幹部已結成了堅不可摧的利益“鐵三角”。兩三年來，這個“鐵三角”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聯合起來化解中央政府的地產調控政策。
瘋漲的房價是權力腐敗的市場映射。從目前已經破獲的房產腐敗案件看，房地產開發的各個監管環節，從土地、規劃、貸款到銷售，腐敗的烙印無處不在。某業內人士說，開發商要想做一個樓盤，各主管部門的菩薩都要拜，一路拜下來的費用占到樓盤總成本的3%到5%。不言而喻，有些地方政府不積極支援公開房價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掩蓋其中的腐敗成本。
拿地環節是腐敗的重頭。2003年以前，全國城鎮有償出讓的土地中，以招標、拍賣等方式出讓的僅占5%，其餘是協議出讓。而一塊地定價多少，有些時候就由領導手中的一支筆來決定。有些開發商看好原本是農業或工業用地的地皮，通過行賄來搞定國土資源部門的官員，讓政府收回土地，將其性質轉變為房地產開發用地。現在雖然土地出讓必須採用公開招投標方式，但依然存有可供操作的空間。而幾年前就有媒體報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中國違規土地出讓、轉讓所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每年要超過100億元。其中多少被開發商以灰色成本方式返還給手握簽字大權的人，不得而知。
土地到手後，接著是規劃設計。容積率的高低直接決定可建房屋面積的大小，影響的收益以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計，而更改容積率的大權掌握在規劃部門手中，於是開發商便通過行賄在提高容積率上做足文章。某房地產公司老總直言不諱：“我在一塊地上建10萬平方米房子還是12萬平方米房子，都由規劃部門手中的容積率確定，如果一平方米是2000元，多1萬平方，便是現實的2000萬元收入，我花多大‘公關’代價也願意。”
除了國土、規劃部門外，一個專案還需經過人防、消防、環保、園林、衛生防疫、交通、市政等部門的審批或備案。從審批到驗收，開發商行賄費用往往要重複支出。因為在每個部門裏，審批時是一個人，驗收時是另一個人，疏通關係的原則是“一個都不能少”。
房地產業與金融業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是不爭的事實。房地產開發資金的70%以上來自銀行，一筆資金該貸給誰不貸給誰，怎麼才算是符合貸款條件，貸款利率該高於或低於基準利率，其實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間，這自然也就為權力腐敗創造了條件。
開發商向官員“公關”有一個特點，即先托人牽線，請吃飯，交朋友，鋪路子，這是一種漸進式的方法：由陌生變熟人，最後成為過從甚密、失去原則辦事的“朋友”。一些地方領導在政績、人情和謀利心態的驅動下，容易被開發商俘獲，與開發商結成利益集團。
當炒房者用銀行的錢來炒房，當腐敗官員用受賄之財來炒房，當開發商利用自身便利來炒房，當掌握批地大權的官員擁有房地產公司的股份，房價如何根本性地穩定甚至回落，就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在暗箱操作發生的場景中，並非沒有監管制度和規則。問題是，在權力面前，這些制度和規則顯得軟弱無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在權力暗箱操作模式中，“領導批示”、“領導打招呼”，有時甚至是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