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只有女巫沒有女媧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歷史系教授琳達•巴克特曼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總體而言，歐洲的自然條件要比亞洲好得多，地震帶少，降水比較均勻等，這也形成了歐洲歷史上農、牧、漁混合式的經濟形態，換句話講，多數歐洲人是可以靠天吃飯的，所以自然界對歐洲人的威脅多數來自人們的想象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比如很多歐洲的民間故事都與巫師有關，而不是火災、地震等自然災害。但在中國，很多傳說雖然同樣出自人們的想象，但反映的却是人與自然界的抗爭，比如女媧補天、後羿射日等等，而類似的故事在歐洲很難找到。至于地震這樣的災害，琳達•巴克特曼形容說，多數歐洲人甚至都不知道地震是什麽樣子。她告訴記者，很多歐洲人是近年來從媒體中才知道海嘯、地震等自然災害究竟有多大威力。比如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嘯，當時有數百名在那里度假的瑞典人罹難，可當災害發生時，很多瑞典人甚至以爲海嘯不過是海上大些的風浪而已。
而中國幅員遼闊、地形複雜，幾千年來水、旱、震、蝗、瘟疫，各種災禍肆虐，中國的歷史從某個角度說，也是一部與災難抗爭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有確切地震記錄的國家，西晋時出土的《竹書紀年》，記載了距今3800多年中國最早朝代———夏代帝發七年的“泰山地震”。《呂氏春秋》里記錄的周文王八年地震“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國郊”，是第一次紀錄地震危害範圍。而《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翔實、生動地記述了周幽王時期關中的特大地震———“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穀，深穀爲陵”，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精確記錄的地震，比西方同類記錄（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早 2500多年。
水災也是威脅中國先民的重大自然災害。早在史前的舜帝時代，就有“九州皆水患”的說法。據記載，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間，黃河下游决口泛濫達1590餘次，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兩决口，百年一改道。沉重的水患甚至間接導致了元朝的覆滅。此外，旱災、蝗蟲、瘟疫在幾千年中華文明史上也給中國人帶來慘痛的損失。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實行有組織、大規模甚至全國性抗災防災，幷制定縝密法則規定的國家。與西方崇尚揮舞刀劍、征戰四方的愷撒大帝式英雄不同，在中國歷史上，很多人是因爲抗災被銘記或歌頌的。中國第一個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領民衆制服水患，積累了崇高威望；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九合諸侯”，約法三章，第一條就是“無曲防”（不許截斷鄰國水源或把本國水患引向鄰國），體現了集體防災意識。清代帝王更重視治水，康熙親自批閱水經，主持河工現場會議，六次南巡均首先視察黃河工地。
中國賑災經驗有千年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夏明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在通常被人忽視的救災减災及環境保護問題上所取得的理論、制度和實踐上的成就，是西方中世紀文明所遠遠不及的，以致法國著名的漢學家魏丕信將18世紀中國集權體制下的荒政體系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國家福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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