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來沒想招惹誰，一直渴望與社會各界“和諧相處”。但他的職業生涯，不幸起伏跌宕，“杯具”連連。
“我是總被人推進鰐魚池的那一個，在池子裡撲騰時間長了，咱也知道講究個姿勢了。”
因為N次被封殺，因為常年在足協門外揮筆叫罵，他被粉絲們賦予了某種悲壯和犧牲精神，他偶爾自得、常常心慌。“一個記者被剝奪了採訪權，其實是一件讓人很恐慌的事情，還有很深的恥辱感。”
第一次被封殺是1996年。足壇假球黑哨初起，他還在四川的一家小報社。成都一幫體育記者約好了一起寫文章抨擊。說幹就幹，他挽起袖子寫了兩篇千字評論，一篇是《斬斷黑手》，一篇是《改革改到哪裡去》，矛頭直指中國足協和黑心裁判。
“沒想到其他人都沒寫，就我傻！”時任中國足協副主席張吉龍看到文章後很不高興，找到四川省體委領導。幾天後有關部門對他做出了“停職反省，深刻檢查，回家待命，以觀後效”的處理決定。省體委的一個書記批評他說：“你這樣遲早會犯大錯誤的，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他不敢告訴媽媽自己失業了，每天早上照樣準時出門，裝出絕不能遲到的樣子，然後在大街上溜達一天。“我發現數電線杆子是一種非常巧妙實用的消磨時間的方法，”24歲的他很脆弱很文藝，“有時數著電線杆子就開始掉眼淚……”
1999年，李承鵬又一次遭禁。他很恐慌，給足協新聞辦寫了好幾份檢討，還和分管業務的副總編飛到北京，“找足協領導承認錯誤，請他們吃飯，表達對中國足球的熱愛……”
後來，他終於意識到，“我在這個圈子裡存在的理由就是證明中國足球的不對。”他不再恐慌、鬱悶，“幽默是最大的力量，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扯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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