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設計中國本身的評審制度，去除極端西方化傾向。中國的科研評審體制又是另一種進口的“殖民”體制，用來控制和管理人們的思維和思想。不管這個體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終的結果就是思想和思維的被殖民。例如，在這一體制下，現在的專業經濟學家大多是技術性工匠，他們不用對中國的經濟問題作任何形式的思考，專門找一些有關中國的數據，放入西方提供的技術模子裡面，就可以產生研究結果。整個經濟界視這樣的研究結果為科學，研究者可以毫無困難地在中外雜誌上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這也類似於製造業的“外國技術，中國原料”的生產過程。評審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導致思維、思想殖民狀態的高度制度化。當被殖民者主導這個體制的時候，誰也不用想改變這個體制，中國也永遠不用想產生自己的經濟學家。
當然，評審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於中國知識體系生產的評審制度。在西方，評審制度本來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間的事情，和政府毫無關係。並且，西方的評審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價值和思想偏好的學者和其研究產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場和平台。但到了中國，評審制度就成為組織控制其成員的機制。這就是說，要把評審制度從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給專業人才。再者，評審制度的內容也很重要，可以通過內容管理來促進知識體系的生產。比如說，可以鼓勵那些有“宏大的論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識體系創造這個問題，使得大家對此都有一個意識，有了意識才能自覺地去做。現在根本就沒有這個意識。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識體系，應用西方知識體系，並且以為就是掌握了真理。這種心態是知識體系生產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開展一場知識界的大討論，以達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識。中國不是沒有人才，也不是沒有客觀條件，而是缺乏知識體系生產的意識和動員機制。實際上，中國可以從西方的知識體系生產和發展過程學到很多經驗。中國的問題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經歷來學習和引進西方的知識體系，但完全忘記了西方的知識體系是如何創造出來這個根本問題。（來源：聯合早報 作者：鄭永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