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之餘波
打人事件後，“京中黨爭驟激，解救甚難”。
天津的同盟會系報紙《國風日報》時常批評袁世凱。《國民公報》事件發生後，北方各軍隊繼起發難，開會集議，對《國風日報》“宜照日前打國民公報例打之”。
《申報》報道：某某聲言將以手槍斃亞細亞報總理薛大可。
7月10日，《申報》發表評論稱：“曩者政府將行報律，論者猶以為非，今以私人而乾涉報界之言論，並以野蠻行為而毀損言論者之身體財產，此真環球萬國之所罕聞者也。而不意於吾國首善之地見之，不意於吾國堂堂同盟會乾事及新聞記者輩見之。”
再往前，再往後……
打人是同盟會員慣用的伎倆。當年在東京，文字之爭是章太炎主持的《民報》VS梁啟超主筆的《新民叢報》，線下，只要梁啟超等人在什麼地方開講座，同盟會骨乾如張繼等常常沖去砸場子，一人一根手杖，打得梁門作鳥獸散。
《亞細亞日報》一向被稱為政府的禦用報紙（跟現在的《環球時報》差不多），在傳出北方軍人要打《國風日報》的消息後，該報發表評論說：
“國風日報對於大總統種種誣蔑，罪有應得，北方軍隊義憤勃發，實行保障共和，亦為可嘉。但對於此事，如不滿意，可請願控訴於司法機關，或該管官廳，令其更正，若欲野蠻手段對待，則違背法律甚，非本報所期望於愛國之軍人之本意也。”
民國元年，同盟會在輿論記載上，給人留下的就是“驕橫跋扈，枉顧法紀”的印象。當時北方學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釗，也憤憤地指責同盟會自許民國元勛，驕縱之極。他選擇支持袁世凱。
九個月後，宋教仁被刺。同盟會不顧全國輿論將宋案依法處理的呼籲，悍然發動“二次革命”。
這次，不少一年多前的同盟者，章太炎、張謇、蔡鍔……這些大V都不再站在同盟會一邊。沒有了上海商會的支持，不可一世的陳其美連上海製造局都打不下來。
二次革命迅速失敗。此後，勝敗雙方都走上了“控制輿論”的不歸路。
暴力迷戀之反思
很多人喜歡說中國是“禮儀之邦”，其實中國社會有“大傳統”、“小傳統”之別。“君子動口不動手”，前提得是“君子”。而小傳統中對暴力的迷戀，源遠流長，尤其是轉型時代，更為凸顯。
清末的立憲、革命兩條道路，也不妨視為大小傳統的分野。主張立憲、赴京請願、官紳（商）合作，這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途；聯結會黨、購買武器、發動起義，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前者定歸主張鬥智，後者則天然沾染上暴力的色彩。
武昌首義，同盟會參與不多，真正異軍突起的是上海光復。陳其美從收買軍官、搶奪都督、誅殺陶駿保、刺殺李燮和、暗殺陶成章、抓捕宋漢章，每一行動，無一不充斥著暴力。與之相應的，是北方革命黨人的一系列暗殺行動。
自然，不是說非同盟會的人，就一團和氣，湖南的焦達峰、陳作新，山陽的周實、阮式，都是同盟會員而死於當地士紳之手（詳情參見我的新書《民國了》）。更往後的還有張振武、王金發。但總的來說，民國肇立，尤其南北統一之後，以共和—進步黨為代表的立憲派，基本放棄了暴力手段。
因為清末立憲運動的主旨，就是要建立一種現代政治規則，為了這種政治規則的建立與鞏固，對清廷與皇族，他們都可以妥協，何況是一個錶面上擁護共和的袁世凱？
民初的“黨爭”，共和—進步黨一系占了上風，因為他們是當時中國唯一經歷過議會政治實踐的一批人。同盟會員這方面能力比較欠缺，說理說不過，就會油然而起動手的念頭。
在以“排滿”為號召的革命過程中，暴力被賦予了合法性，因為沒有無量鮮血，不可能換得河山易色。但是，如果已經承認了統一政府與議會政治，再動輒使用暴力，就很難占據道義的制高點了。
1912年6月30日，同盟會在萬牲園開會，歡迎南方九省來的代表。席間有人放言，“袁大總統為第二拿破侖，袁所最懼者炸彈，吾輩當以炸彈從事”雲雲。武昌首義元勛鄧玉麟其時也在座，他的隨員黃禎祥站起來駁斥發言者，大意是吾輩既經公認袁為總統，則對於總統應各盡其擁護之職，若反對總統，即為反對共和，若諸君以一黨私見，置大局於不顧，實為民國罪人。
黃這種意見是當時的輿論主流觀點。起義雖由革命黨人發動，但立憲黨人花了很大氣力，出資、奔走、游說、讓步，才使南北雙方在刀兵未動的情形下，共同締造民國，現在許多同盟會員自恃功高，動不動就喊打喊殺，別說政治對手不乾，不少自己人聽著都皺眉。
黃禎祥還提到一個話題，他說“武漢起義時同盟會黨人潛伏海外，當時血戰者鄂中志士居多，今共和告成，乃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實屬無恥”。黃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尤其是代表武漢一系的觀點。從革命功業，從治國經驗，從外交基礎，各方面而論，同盟會都未能讓人口服心服，我們憑什麼要聽你們的啊？
總的來說，雖然宋教仁一手改組的國民黨在首次大選中獲勝，但同盟會的革命暴力氣質，與議會政治頗有些格格不入。宋教仁之被刺，究竟是誰指使，史學界尚有很大爭議。而孫中山堅持發動二次革命，則可視為“革命的純粹主義”，失敗後跟吳佩孚等人同調，尋求“武力統一”，其實是要將暴力進行到底，重造一個理想的全新民國。（來源：FT中文網 作者：中國學者 楊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