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國之說，最早來源于德意志人凱姆弗爾（EngelbertKaempfer）對日本的描述。1690年，凱姆弗爾受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由長崎登陸，在日本度過兩年時光。回歐洲後，他便著書向西方讀者介紹途中見聞，他的三卷本日本史著作成爲當時歐洲人了解這個“神秘”島國的主要依據。
但凱氏本人不通日語，與當地社會接觸也有限，他對于日本的理解，只能更多依靠在歐洲知識結構基礎上發揮想象。比如，他在書中否認日本語言文化和中國的關系，而猜測日本人是上帝懲罰人類建造巴別塔之後，由巴比倫漂流到東方的一支民族，竭力將日本同《聖經》扯上淵源。
是凱氏本人的語言、知識、視野局限，讓他認定日本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國家。實際情况恰恰相反：被“鎖”的幷非日本，而是凱姆弗爾本人。19世紀初，他的書被譯介回東瀛，學者志築忠雄用“鎖國”二字翻譯一個西方人對日本的一知半解。
19世紀的東亞，不但傳統世界秩序被民族國家體系打破，更爲重要的是，傳統的知識架構被西方語匯替代，各國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新體系、新知識、新詞匯重述曆史。于是“鎖國”這個在日本曆史上幷未出現的詞，“出口轉內銷”地成了日本人對于自己曆史的定識。
19世紀中期以來的東亞現代化史，在今天的表述上相當一致：都是由封閉到開放，由落後到先進，由愚昧到文明。日本鎖國，與中國海禁、朝鮮閉關，一律被詬病爲導致民族衰落的病因。三國的民族主義學者，在抗拒殖民、救亡圖存的呼聲背後，也大都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把“開國”作爲新曆史的起點，否定此前“愚昧落後”的曆史。
鎖國與開國的對立，其實是西方對東亞的文化殖民構想。這種構想背後的邏輯很明確：東亞現代史的起點，在于西方文明的輸入。在歐洲人到來之前，東亞世界已墮入黑暗和蒙昧，沒有能力更新自身。
這一策略可說相當成功，表現在東亞人斬斷自己曆史的努力甚至不亞于西方入侵者。當代日本人的常識中，是美國佩理艦隊的“叩門”開啓了日本的現代化。中國人定義的“近代”起點，也在1840年鴉片戰爭。這種以“歐洲人來了”爲中心的叙事，一邊批判了殖民主義，一邊强化了殖民主義的歷史意義。
但是，中國真的如此封閉嗎？日本真的鎖過國嗎？在東亞普遍走向復興的今天，應有更多人追問這種歷史叙述的前提。（來源：東方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