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我身邊帶著一個iPad。埃博拉以前暴發過，我想知道活下來的人怎麼樣了，但是我卻找不到什麼相關的資料。
我突然意識到，那些幸存下來的人並不想談論這件事，或許是害怕歧視。因為有人相信，一旦得了埃博拉，你就被病毒玷污了。
當我感覺到自己想要吃香蕉時，我知道我正在好起來。但當時有香蕉的人卻沒法吃它們，那是一位正懷著雙胞胎的孕婦，非常不幸地，她最後過世了。
直到埃博拉過去後，我仍然滿腦子都是疑問。我想要知道埃博拉的流行病學解釋，以及為什麼它對某些人群有特別的傳染力。
因此，我加入了一個團隊，嘗試說服治愈者給仍在隔離的患者獻血。
我還加入了治愈者倡導行動：不需要害怕埃博拉的治愈者，他們其實比那些從未得過這種病的人更安全，因為他們戰勝了病毒。
作為團隊的一員，我去新奧爾良參加過一個會議，在那裡遇到了杜蘭大學的教職人員，我對他們在塞拉利昂進行的研究工作十分感興趣。因此，我決定在杜蘭大學讀公共衛生的碩士學位。
現在，我已經是一名內科住院醫師。
我打算在住院實習期結束後，繼續進行傳染性疾病的研究課題，最終目標是促進低收入國家的醫療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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