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16日電／香港時事評論員邱震海今日在文匯報撰文表示，北京必須認識到，未來五個多月，來自西方的各種壓力勢必有增無減。北京有必要在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注意公關技巧。對外公關，以國際通用的語言，向國際社會解釋中國迄今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已經做出的努力，至於其他的抗議活動，北京除了密切關注和防範之外，實在不必也不可能多做什麼。對內公關，則是指向人民公開一切真相，人民自將做出成熟的判斷。
最近，圍繞著北京奧運以及來自西方的壓力，有一系列事件值得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探討。第一，曾以大片《舒特拉的名單》和《慕尼黑》名揚全球的導演史匹堡日前表示，他將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職務，原因是中國在蘇丹問題上的立場使他的良心不允許他“繼續像平常那樣工作。”
第二，據港媒體報道，新疆警方掌握的情報稱，“東突”組織目前正在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奧運年發動恐怖襲擊、甚至是生化武器襲擊。
第三，就在史匹堡宣佈辭去北京奧運藝術顧問後兩天，美國總統布什在接受英國媒體專訪時表示：“我將去參加奧運會。我把奧運會看作是一個體育盛事。在另一方面，我比史匹堡多一些溝通渠道。”布什還說：“我猜想，奧運期間會有許多人出來表達他們的觀點，這包括支持達賴喇嘛的人，關注全球變暖的人，現在還有關注達爾富爾的人。我不會去利用奧運會這個機會向中國人民公開表達我的觀點。因為我隨時都可以同他們的主席交談。”與此同時，英國奧運部長表示，就達爾富爾問題抵制北京奧運並不恰當，甚至可能幫倒忙。
第四，英國《獨立報》14日全文刊登了由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內的80多位世界名人為早日解決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問題而寫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聯名信。該報的晨報版曾報道稱國際奧委會（IOC）主席羅格也在信上署名，但IOC方面隨即否定了這則消息。
西方對華壓力的三大範疇
文章指出，上述種種看似互相矛盾的消息，給正在緊張籌備奧運年的北京，提出了幾個值得仔細評估和研判的問題：一，究竟如何評估來自外部對中國的壓力？二，如何評估這些壓力可能達到的程度；三，面對這些壓力，中國應具有什麼樣的態度和回應技巧。
首先，就來自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壓力而言，其中可分為政治壓力和安全壓力兩個部分。前文引述的一些境外組織可能發動的恐怖襲擊，以及其他可能在產生的安全隱憂，屬於北京奧運安全保衛的範疇；在這方面，“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中國方面任何形式的重視和嚴厲打擊都毫不為過，而且作為國際慣例，也勢必具有廣泛的國際合作空間。
比較麻煩的是來自西方借奧運之名對中國施加的種種政治或事務性壓力。一段時間來，無論是來自境外極端還是溫和的組織，還是一些外國議員和政要，各種壓力不斷增加，其中包括國內新聞開放、人權和環境改善、國際責任（諸如達爾富爾、西藏問題、全球變暖等）。但細分起來，其中又可分成幾個部分，或曰幾種不同派別或力量：一是務實派，亦即就事論事地指出中國在籌備奧運期間尚存的問題；二是理想派，亦即佔據西方政界、傳媒和文化藝術界的主流聲音，多以人權、民主等理想口號為基本訴求；三是戰略敵意派，亦即不管中國如何回應，其對華思考的出發點始終是遏制一個崛起的中國。
文章認為，三者的出發點和動機不同，但在對華施壓方面的力度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從中國方面而言，稍不小心，很可能流於不加區分的簡單化處理方法。
認識到上述三種勢力的區分，北京就可以在研判和處理時加以區分，雖然這種區分在具體操作時會顯得十分困難。對北京來說，奧運籌備期間，需要重點打擊的是可能出現的各種恐怖隱憂；需要重點防範的是那些從戰略敵意思維出發的對華政治壓力；對於“務實派”提出的批評和要求，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可能地予以回應；而對於“理想派”提出的種種責難和要求，則需要注意符合國際慣例的溝通技巧。當然，在“務實派”和“理想派”背後，往往也會有隱藏的“戰略敵意派”的圖謀和運作，這也是人們在處理時需要加以注意的方面。
就目前而言，來自“務實派”和“理想派”的政治壓力，佔據了西方對華奧運壓力的主流，尤其是“理想派”人士的種種喧囂，已經極大地干擾了北京奧運的籌備工作，以及北京與西方之間正常、良性的互動。素以激進著稱的綠色和平組織，近一年多已與北京奧組委合作，展開綠色奧運項目，監察北京的環境質量，就屬於“務實派”範疇；而上述史匹堡辭去北京奧運藝術顧問的舉措及其影響，則基本上屬於“理想派”範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