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7日電／我們習慣於用二元思維的模式考慮政策問題，一方面事關國內政治，另一方面涉及外交事務。但是，布魯塞爾慘案的發生再次表明，國際和國內問題難以割裂。從根本上來看，中東的問題已經迅速成為歐洲的問題。
無論是恐怖主義、移民潮、利比亞未來、伊朗核政策，還是同土耳其的複雜關係，整個中東問題每天都在進入歐洲的感知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目前的狀況是一種長期歷史狀況的反轉。
回想殖民時代，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曾經控制著中東的大片地區。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奧斯曼帝國的瓦解，法國和英國在中東地區的責任擴大，擁有了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主導權。
事實上，中東地區的版圖就是由歐洲強國在一戰結束後設定的。
在歷史上，恐怖主義也曾打到了歐洲的家門口。
1950年代末期，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鬥爭曾導致法國目標遭到恐怖攻擊。又過了一代人之後的1990年代，阿爾及利亞極端分子再次攻擊法國，一方面宣示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也試圖表達對他們所認為的前殖民統治者的報復。
但是，今天的情況似乎有著根本的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中東危機的本質更為嚴重。儘管地理狀況似乎是永不改變的，但中東地區同歐洲的接近程度卻正以實實在在的方式加強。各種全球化力量加強了歐洲經濟區的吸引力，同時凸現了阿拉伯世界的缺陷。歐洲國家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應對最初看上去像是安全危機的問題。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許多歐洲公民前往加入所謂的伊斯蘭國（IS）組織。從人口比例來說，比利時成為產生最多出走聖戰者的國家。
我們同時必須看到，在法國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北非移民社區。身份認同問題，排外主義問題，以及缺乏融合問題，等等，很容易在這些社區產生出一批對聖戰者的說辭心存同情的人來。那麼，如何來對付中東地區錯綜複雜的危機呢？
這是一個安全和對外政策的問題嗎？西方應該干預嗎？如果應該干預，應該如何干預呢？對於利比亞的卡扎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一個被清除了，一個留在那裡。
這兩個決定都對目前的局勢產生了影響。
難民危機對於歐洲價值觀以及歐盟國家希望建立的更廣泛社會的本質來說，提出了更為深層的問題。的確，在很多情況下起源於國外的問題現在正在對國內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現在的政府面臨的問題就像旋轉一個魔方一樣，無論怎樣轉都無法把對外政策、安全、移民和國內政策等等轉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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