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日本憂患意識
日本的憂患意識大致可分爲三種。
第一種是來自生存環境的憂患意識。即通常所說的 “國土狹小、環境惡劣、資源匱乏、灾害橫行”等。這種憂患意識在日本無所不在。例如，日本總是舉國炒作能源緊張的話題，不少高收入的人却在一滴水、一度電上精打細算。今年夏天酷熱，于是有人爲了節電倡議空調不要低于28度，結果走到哪里都是28度，有的地方幹脆將降溫的按鍵用膠紙貼住，不讓人動。其實日本幾乎從來不停電，用電也無限制。日本這種憂患意識不僅是客觀國情的“加工型”反映，而且是日本人認識、約束自我的思維方式的展現，是日本國民意識及價值觀的基石。日本許多爲人敬重的優點及令人厭惡的缺點都是以此爲基礎的。
第二種是來自社會壓力的憂患意識。例如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日前公布的“日本將來人口推測”報告顯示，到2055年，日本人口將减少至8993萬人，其中老齡人口將達到40%， 是目前的2倍。對于倚重人力優勢的日本，這種壓力的沉重與深刻是可想而知的。
再如周邊各國對日本所構成的外在壓力:朝鮮的“核武”、韓國的“反日”，俄國的“四島”，中國的“崛起”，都使日本難以安眠。而美國駐軍日本已60年，別人似乎已經習以爲常，但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承受的綜合壓力，只有日本人自己感受最深。也可以說，在日本面對的所有外來壓力中，美國駐軍是造成悲情最嚴重且最應予以改變的，但它對于今天的日本又是帶來利益最多幷最難改變的一項。處于這樣壓力下的日本人，與雖不够發達，但國際地位一直穩步上升的中國人相比，憂患意識有很大不同。
第三種是來自文化傳統的憂患意識。日本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結合自身的國情形成特有的文化傳統。例如孔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教誨等，似乎就是針對日本而言，使日本人受益極多，非常推崇。這種文化理念與上述客觀依據相契合，使日本的憂患意識不僅具有應對灾難等臨時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漸成爲日本民族獨有的性格特征；它不僅具有現實性品格，而且具有很强的理論性品格，因此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與穩定性，即使在環境好轉時也不會輕易丟弃。與許多雖有現實壓力但無文化傳統熏陶、“聽天由命”的民族，或雖有文化背景但少現實壓力、“坐吃山空”的民族是難以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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