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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英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
如果不是因為案件的審理和宣判時間拖得過長，吳英被判決死刑，決不會引起什麼爭議。因為，7.7億元的非法集資，案發時尚有3.8億元無法歸還，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判她個死刑，一點不算過分。
問題是，案件拖到今天，浙江高院才作出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結果，判處吳英死刑，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就不太一樣了。要知道，從案發、特別是吳英被一審判決死刑到現在，類似的案件可謂比比皆是，比吳英非法集資數量多、範圍廣、影響大的也大有人在。溫州那些“跑路”的老板以及所謂的地下金融組織，有幾個不與非法集資密切相關，有幾個不可以以集資詐騙罪處以極刑。如果只對吳英作出嚴厲處罰，而對其他類似案件的當事人網開一面，不僅對吳英不公，對法律也是一次不小的傷害。
我並不認為可以不追究吳英的刑事責任，更不認為吳英的行為是對的。關鍵在於，無論對錯，都必須一碗水端平，必須在法律賦予的框架範圍內，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其實，非法集資由來已久，從90年代初期的鄧斌案到今天的吳英案，形式、手段如出一轍，產生的社會後果也幾乎一樣。而在兩起社會反響最大的案件背後，都曾有過對非法集資的默認和准許。尤其是90年代初期，還一度被當作經驗推廣和宣傳。雖然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非法集資行動，並對包括供銷社社員股金在內的非法集資進行了全面清理，最終由政府買單才化解了可能出現的巨大的社會矛盾。但是，清理的成果並沒有有效地鞏固下來，更沒有從根本上鏟除非法集資的土壤。在此後的日子裡，非法集資現象仍然隨處可見，由此發生的社會不穩定案件也屢屢出現。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這段時間，非法集資更是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可是，相關地區、職能部門幾乎全部失聲，沒有對這樣的現象予以高度重視。直到溫州出現一批老板“跑路”，銀行債務懸空、集資者面臨血本無歸的現象，才引起地方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的重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