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1日，大同縣扶貧辦主任拿到了山西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文件，文件明確，大同縣享受“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同樣待遇。這意味著，在成為“小康縣”16年後，大同縣開始享受“貧困”待遇，獲此稱號後，該縣已得到千萬元資金資助。
析因 小康的美名 遮不住貧困現實
小康縣羨慕貧困縣，羨慕的是貧困縣受到的待遇，而非貧困縣本身，16年後主動“返貧”也正因此。眾所周知，成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不僅能夠帶來巨大的扶貧資金，還有稅收、招商引資等諸多政策優惠。這些貧困縣待遇，小康縣當然享受不到，問題還在於，大同縣並非貨真價實的小康縣，小康縣的帽子下，是顯而易見的貧困現實。據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介紹，大同縣18萬人口中，有近6萬是貧困人口。北部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縣城所在地的西坪鎮，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小康縣的貧困現實，是對以小康為政績年代的暗諷，16年後主動“返貧”，是貧困身份的回歸。然而，在這背後，是小康縣與貧困縣的雙重反思。小康縣的貧困現實說明，申請到小康縣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小康，虛幻的經濟數據掩蓋不了民眾貧困的現實。
貧困縣脫貧奔小康，同樣需要實幹精神，坐等靠要，不思進取，貧困的帽子就會越戴越沉。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貧困縣脫貧奔小康是實現總體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重要一環，這就要求貧困縣必須知恥而後勇，將貧困縣待遇轉化為發展的巨大壓力和動力。
如何實現這一轉化？基於“安徽貧困縣望江縣建豪華辦公樓”、“河南貧困縣淮陽縣燒出天價香”、“甘肅貧困縣宕昌縣原縣委書記王先民日均受賄過萬”等關於貧困縣的新聞，筆者認為，必須做到三點。一是扶貧資金的配置使用詳細情況，要信息透明，向社會公布，接受公眾監督。二是對此要有嚴格的全程跟蹤審計。三是對挪用、貪污扶貧資金行為嚴厲追責、依法嚴懲。三點措施均指向同一個目的，扶貧資金的善用。如此，扶貧資金的配置使用才能真正用於扶貧項目、惠及民眾，使其早日脫貧致富。自然，戴上“貧困縣”這頂帽子，才會如同戴上“緊箍咒”，感到無時不在的巨大壓力和恥辱，而非如同打了雞血一般的興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眾關注16年後主動“返貧”，更期待其早日脫貧致富，成為真正的小康縣。
提醒 反思政策短板 別屢屢被鑽空子
一個16年前就獲得“小康縣”稱號的地區，如今卻在爭搶“貧困帽子”，如此現實情形，既說明當地官員的政績觀出現嚴重扭曲，同時，也暴露出政府有關部門在為一個地區貼上“貧困”標簽的盲目性與隨意性。按理說，對於任何一個地區來說，一旦戴上“貧困帽子”，當地官員應當感到羞愧。
可是，現如今，“貧困帽子”竟然受到不少地區的“爭搶”，當一些地區把“貧困帽子”視為一種榮譽，通過各種平台進行宣傳時，也赤裸裸地暴露出當地官員的醜態。無論如何，及時幫助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當然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與使命，與此同時，在當前中共中央大力要求轉變作風的新形勢下，更需要從源頭上剔除官員心中根深蒂固的“追求貧困”心理。
其實，一些地區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心態，根源在於他們的懶政與依賴心理。一個地區一旦被納入貧困，既能得到國家在經濟上的扶持，也能得到政策上的照顧。也正因此，一些地區才會盲目地“追逐貧困”。作為國家相關部門來說，對一些貧窮落後地區進行幫扶勢在必行，但面對一些地區盲目“追逐貧困”的不良心態，必須要認真反思相關政策存在的“短板”或“漏洞”。
在對貧困落後地區的審核上，必須要嚴格把關，切不可讓一些經濟狀況並不算貧困的地區鑽“空子”。同時，對於地方政府來說，當應自覺地轉變思想觀念，踏實傳承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優良本色，切不可總是不擇手段地鑽國家利好政策的“空子”。無論如何，面對一些地區盲目“追逐貧困”的問題心態，值得各級黨委、政府認真反思！
前瞻 扶貧政策與資金不能只看啥“帽子”
對於正常人來說，出門戴帽子，當然會首選最漂亮的那頂。然而，明明有頂“小康帽”，非但避之唯恐不及，反而更受用“貧帽子”，的確不合常理。當一座縣城在“小康”16年之後重返“貧困縣”，儘管並未高調放炮以示慶祝，但卻仍難掩背後的欣慰與喜悅。那麼，兩頂帽子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差異，何以“小康縣”返貧這樣的“倒退”，反而成了重大利好，的確耐人尋味。
平心而論，經濟社會的發展，的確不是單邊向上，而是存在起伏的，地區之間也同樣未必領先者始終領先，落後者就不能實現超越。既然如此，16年的“小康縣”，假如缺乏發展的後勁，被其他具備後發優勢者超出，重新戴起“貧帽子”，也並非全無可能。不過，相比“小康縣返貧”本身，地方政府的“帽子”情結，以及對於頭上究竟戴哪頂“帽子”的糾結，或許更值得玩味。
不可否認，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當然會存在差異，但是，簡單的以整體經濟水準或平均收入來分配“小康”抑或“貧困”帽子，顯然忽略了同一地區的內部差異。而現實的情形是，“小康縣”其實也有貧困人口和貧困區，而“貧帽子”下面同樣也有“富方丈”。於是，一刀切式的以“帽子”的成色來區分扶持政策與資助力度，也就注定了難以一碗水端平，更難免形成事實上的不公。現實中，當“貧帽子”下竟然生長出不少豪華辦公樓來，對於“貧帽子”的補貼和資助究竟肥水流進了誰的腰包，顯然需要打上個問號。而爭戴“貧帽子”的背後，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為了“脫貧”，又有多少只是看中了背後的利益與好處，更是需要追問。尤其是當“帽子”不僅事關利益，甚至關聯著政績時，更是偏離了最初的目的，無論是“小康帽子”還是“貧帽子”，也都難免因為背後的政績訴求，而被“張冠李戴”。
可以設想，假如扶貧政策與扶貧資金的撥付，不是只看“帽子”的顔色與款式，而是就事論事，看具體的投入與對象，扶貧政策無疑有望更加到位，扶貧資金也才更有望被用於刀刃上，而“小康帽子”還是“貧帽子”，才不會令地方政府如此糾結。這或許才是“小康縣返貧”背後的真問題。
評判 貧富的“稱號”豈能隨意爭取
16年前的小康縣，16年後的貧困縣。帽子換來換去，逐利痴心不悔。據說，當年別的縣沒要小康“榮譽稱號”，大同縣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運”開始。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縣”帽子，大同縣很多人覺得是當時的領導為了政績“瞎胡鬧”。但問題是，這種事後諸葛的抱怨，在當年享受了“小康”榮光後，該由誰來為之埋單呢？
近兩年，國家貧困縣的種種亂象已經引發社會各界熱議。真貧困，當然得扶持；但如果躺在貧困的席夢思上，遲遲不肯醒來，這只能證明扶貧的制度出了問題。
大同的例子，堪為考量地方政績觀的標本。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國刮起的小康風，那麼，幾個問題接踵而至——據說當年大同縣為了入選小康，“提高”了各項經濟指標，這種翻雲覆雨的“本領”，今安在？又據說此後的歷任領導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內指標下降，“硬著頭皮一年年加上去”，這種“加法”有沒有問題？今日重新歸於貧困縣，究竟是“爭取”來的還是“按規”來的？
貧困縣界定上的亂象，表面指向一些具體機制。更深層的，還在於二次分配的公平與正義，在於財稅政策如何更好地雪中送炭。貧困認定混亂，恐怕與收入分配失衡一樣值得關切，事關底層群眾的冷暖炎涼，而改革的東風，也當及時吹及這些領域。（時間：2月28日 來源：北京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