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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識匱乏
中國青年報6月10日發表劉健先生的評論文章《對南科大的一些鼓吹適得其反》，文章指出，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籌建以來，媒體一致爲其加油鼓勁兒，按照朱清時校長自己的說法，輿論完全是“一邊倒”的。但是應該看到，這“一邊倒”也有盲目性，媒體爲南科大的改革呐喊、呼籲，有時呼籲反了，而不自知。
媒體的盲目鼓吹現象，不僅在南科大的辦學過程中存在，在我國其他大學的辦學中，也存在——— 比如，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只是“象徵性”地不參與學術决策，可很多輿論就贊揚道，這是行政權和學術權的分離；還比如，大學爲籌資而成立與國外大學完全不一樣的董事會，很多輿論就分析道，這是探索現代大學制度。而就是最近，還有不少媒體把深圳剛頒布的《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稱爲“基本法”，但客觀而言，這只是行政規章，而不是法律，南科大要有的基本法，必須是通過深圳人大立法的《南科大章程》。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在筆者看來，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識。對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現代大學制度，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媒體記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瞭解。所以，對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極有可能出現錯誤的解讀。拿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來說，目前的問題是“管評辦”一體化，管理權、辦學權、評價權全部集中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門，這造成學校沒有辦學自主權，大學千校一面，因此，推進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要打破“管評辦”一體化，實現管理權、辦學權和評價權的分離。簡單地說，就是政府教育部門只負責學校的審批注册、依法監管；學校招生、學科專業設置、學位授予完全由學校自主進行；學校的辦學質量、學位含金量由專業機構和社會(受教育者和用人單位)進行評價。這就是分析教育行政部門行爲的基點，有利于學校自主權擴大的做法，是積極的，而讓行政管理的權力增大，則是退步的。但很顯然，很多輿論的分析幷沒有以此爲出發點。
同樣，就現代大學制度來說，其基本特徵是“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是分析一所大學的內部管理制度是否接近現代大學的標尺。以此觀察，我國《教育規劃綱要》所提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依法辦學、自主管理、社會參與、民主監督”——— 根本就不是什麽現代大學制度，而南科大所提的管理制度，也距離這一制度有很大的距離。當然，分析現代學校制度，需要基于一定的現實，但是，不能由于現實而曲解這一制度。
還有大學“去行政化”，不少輿論一提到“去行政化”，就認爲是取消行政級別，然而，大學去行政化是一個系統工程，具體包括建立大學理事會治理結構、改革教育撥款體系(建立國家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實行校長職業化和校長公開遴選、建立學術共同體推行學術管理、對大學實行專業評價和社會評價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師生有無參與學校管理、决策的權利，有無維護自身權益的暢通渠道，如果沒有這一渠道，去行政化就止于空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南科大的管理暫行辦法，南科大的教師、學生有多大程度參與？
社會輿論對南科大的盲目鼓吹，提醒我們，大家關注教育改革和發展，但需要進一步普及教育常識，讓更多的人瞭解何爲真正的教育改革，而不是對改革一知半解，甚至曲解。總體看來，由于我國長期實行行政主導的教育管理制度，與官員一樣，很多人也有按行政思維思考問題的慣性，不知道大學擁有哪些權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哪些權益，所以不時會出現糾結狀態，而我國有關行政部門也從自身利益出發，積極“利用”這種情况，成功地搞亂大家對改革的理解，其中很典型，就是高考改革。高考的地區不公平、加分腐敗、冒名替考，是由行政一手掌握考試權、招生權所致，可老百姓却在呼籲加强行政監管，最後政府部門以公平之名，繼續把這些權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
由此可見，普及教育常識、推廣教育改革理念，輿論任重道遠。我國教育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放權——拿教育部長袁貴仁的話說，是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在分析教育改革時，不能只看表像，而需理性分析其中的權力運行機制，這才能讓改革的路徑顯得清晰，而不是模糊、搖擺不定。（時間：6月11日 來源：南方網 作者：熊丙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