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一塊在內地售價為2700元的瑞士進口手表，將包含17%的增值稅392元，30%的消費稅623元，11%的關稅267元。顯然，政府稅收對國外製造最終價格的貢獻也將近6成。
“或許政府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成了物價上漲的推手之一。”韋森說，“你順著這個邏輯推演，就知道這種價格的高企是如何轉嫁給消費者的了。”
在他看來，一個中國製造的產品，儘管不需要承擔遠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卻要在國內一路承擔重重收費甚至罰款。一個統計數字顯示，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紐約只需1.5元，而從上海運到貴州卻需要6~8元。
旅程還沒有結束。商品進入超市、商場後還要面臨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以及無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費用。
“總之見者有份，然後轉嫁給消費者。”時寒冰告訴記者，“但有錢人對價格不敏感，真正利益受損的還是廣大低收入群體。”
在韋森看來，物價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一種路徑是選擇政府主導投資拉動為主的發展策略，稅負的增加無可避免，另一種路徑則是通過減稅的方式藏富於民，同時走上降低物價刺激內需的發展道路”。
“買自己的東西能買得便宜點，這個要求高嗎？”韋森反問道。
24歲的孫笛並不了解這些國家戰略上的分歧，她只是覺得“不敢再在國內買好東西了”。離回美國還有一個多月，閨蜜們便忙不跌地給她擬好了長長的代購單，其中，最搶手的東西是被很多中國人視為奢侈品的Coach包，在美國，它的價位在200~300美元左右。
如今，已經有7個閨蜜預訂了這款包。（時間：6月29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