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央企投資衍生品，確實吃了不少苦頭。”一位央企的內部人士這樣對記者說。據了解，因為將原本用來對衝風險的套期保值業務異化為高風險的外匯衍生產品投機，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就有68家央企曝出114億美元的海外業務巨額浮虧。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鋼集團等央企都曾榜上有名。
“任何投資不可能沒有風險，也不可能回避風險。隨著中央企業境外資產的增長，境外資產的監管實際上對國資委來說是一個新課題。”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拍腦袋想出了"項目"，虧損了誰也不用承擔責任。”一位央企人士形象的描述了目前央企海外投資虧損的病因。他對記者坦言，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盲目，從根本上反映出中國企業管理上存在的巨大漏洞，尤其是缺少問責制。
無獨有偶，邵寧在年初談到“加強央企海外投資監管”這一話題時，也同樣強調了這一問題“無論怎樣提高監督的有效性，首先責任主體必須明確，因為中央企業境外資產一般都是二級企業的資產，監督責任首先在集團公司。”
“有了明確的責任主體再加上嚴格的境外資產管理制度作為約束，央企海外投資之路勢必得到有效規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國資委人士這樣對記者評價道。但必須看到的是，由於我國企業“走出去”仍處於探索階段，境外資產投資暴露出的問題非常複雜，涉及文化、人才、甚至包括國有企業制度等方面，因此，央企真正“消化吸收”仍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也有學者對兩個辦法的出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未來兩個《辦法》的虧損認定不會以一時一地的盈虧為依據。”著名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在談及上述兩項條例時表示，目前我國央企境外投資多以資源性收購為主，初期投資較大，且這與國家戰略密不可分，這種投資短期內難以得到回報，但是其控制的資源和礦山數量對於國內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正如邵寧所說，目前我國央企境外投資有較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南美等地區，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社會存在不穩定因素，如果出現動蕩則虧損不可避免。華生表示，這種情況下發生的虧損很難界定是否是企業經營者的責任。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的存在，央企海外投資的虧損行為和虧損幅度變得難以衡量。”華生擔心，即使有管理辦法明文出台，那麼這種管理是否會如其他法律一樣具有可操作性；另外，如果監管變得非常嚴格，是否會使經營者更傾向於無為而治，這兩個問題值得考慮。（時間：7月3日 來源：半月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