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已經披露出來的消息顯示，騷亂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大量地使用黑莓手機、推特等移動互聯網終端，以及社交新媒體組織實施行動，同時還把現場拍攝的照片實時通過手機傳送到社交網站上炫耀成果，吸引更多的參與者，一如在突尼斯、埃及等地的“革命者”所做的那樣。而另一方面，作為其主要對手的倫敦警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很快也會面臨類似的新媒體的挑戰，繼續在使用傳統的警用無線電系統進行內部指揮。但如何在社交媒體空間裡與騷亂組織者爭奪受眾，傳達信息，蘇格蘭場似乎還沒有展現出相應的應變能力。而且更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倫敦警方有關槍擊事件的官方解釋遭遇的是普遍懷疑，受害者家屬更希望從其他信息來源找出“真相”。
從事發的原因、參與的群體、技術的基礎、社會根源等角度出發，倫敦的事態發展可以看作是所謂“新媒體革命”的第三階段：發端於突尼斯、埃及的新媒體革命，在經歷了第一階段疾風驟雨的快速階段性勝利之後，於利比亞、叙利亞、巴林等地陷入了暴露其內在缺陷的第二階段，又在倫敦進入了第三階段。這一革命的本質特征正逐漸得到比較充分的展示，它主要表現為新媒體技術對主權國家政府治理能力的無差別挑戰
儘管美國等國家嘗試馴服新媒體技術作為為其外交政策與戰略目標服務的工具，但新媒體技術的擴散，以及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用這些新的工具謀求自身福利水平與生活條件改善的需求，是沒有實質性差別的。新媒體所具有的力量放大器、事件催化劑等功能並不會因為國別和環境的差異發生變化。任何國家內部在此前發展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各種矛盾，都有可能被新媒體引爆，並以意外突發事件的發生為契機，構成對國家治理能力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是無差別的，全體主權國家都面臨著同等的風險，而相信在此次倫敦危機消退之後，更多的國家，尤其是那些原先篤定可以駕馭新媒體工具作為實現狹隘的國家利益工具的國家，會有更加迫切的衝動，來推動針對新媒體以及全球信息空間管理的國際合作。（時間：8月10日 來源：東方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