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可以發現，法律的天平倒向強勢一方：針對弱勢個人、群體的法律法規條文無限精細，而針對強勢個人、群體的法律法規條文無限粗疏，且前者必然苛酷，後者必然放縱。譬如，青年許霆因銀行櫃員機故障盜取了17萬餘元現金，儘管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限，依然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後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改判），然而反過來，同樣因為機械保障，如果銀行多收取了儲戶17萬元，依據現行法律條文，卻是不承擔刑責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之規定，對於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無論後果多嚴重，法定之最高處罰不過20萬元，是否與在我國進行海洋石油勘探的曾經只是壟斷國企，然後，也往往有壟斷國企間接參加，最後亦基本只有極其強勢的市場主體參與有關，委實給人以遐想的空間。
總之，典章制度體系的建立健全也好，日常管理、經營的規範也好，都必須在社會之內任一人、任一主體平等的基礎上，才可能成為現實。否則，典章制度必然是粗陋隨意的，刻意放縱強勢個人、群體；日常管理或經營必然是高高在上、懈怠敷衍的，事故不斷，社會、無辜公眾損失巨大。如果是那樣，真不用責令道歉了。隨行政指令而來的假惺惺的道歉只會令人感覺到惡心，令人想直接說：“道歉有用，還要警察做什麼？”（時間：8月11日 來源：荊楚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