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拆除外來工子弟學校，網絡上滿是憤怒。憤怒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它來自於時刻都在的政策對比。就在拆遷外來工子弟學校的同期，官辦的希望工程公布了在非洲援建1000所學校的計劃。除了對待國人與友邦的反差外，也有來自於“舊社會”的比較：上世紀20年代，北京大辦平民教育，各高校學生會、各教會甚至警署都為貧寒兒童設立半日學校。
政府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借口是不符合辦學標準，可這些學校都辦了十來年了，為什麼只在這個時候叫停？況且有些學校經過改造，辦學條件和師資力量都不比公立學校差。這些學校不需要政府負擔，反而在為政府分擔教育責任和義務。如果假以時日，讓這些學校安穩地發展，對於解決外來工二代的教育問題甚有幫助。以上種種，可見以辦學標準不達標為關停的理由很難成立。
儘管關停之舉在情理上說不通，但它卻假裝有法律依據，這證明此類學校在教育的制度安排上，處於弱勢地位。《中國財富》雜誌曾在事後邀請被關停學校的校長參與討論，校長們最後都被要求噤聲，不得不退場，這也見出無所忌憚的權力在關停學校這件事上的強勢。說到底，關停學校不是貫徹辦學條件那麼簡單的事，它仍然是權力在社會和教育領域中囂張的展示，是對權利的壓制。
聚集在關停學校上的輿論譴責，都基於這一逆行造成的傷害。聲討是需要的，也擋不住。然而也有必要追問，誰能從這件事上得利？作為一種政府行為—暫且不論其正當與否—它會給什麼人帶去怎樣的收益？也許通過這樣的反推，才能看見魔鬼隱身所在。關停外來工子弟的學校，其實打散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在北京扎根的希望。這就不難追蹤到北京在外來人口上的思路。
2005年，中國國民黨革委會北京市委張惟英委員曾有建議，“來京應設門檻，允許了才能進來”。同時是人大教授的張惟英此番言論，引起了針鋒相對的討論。對照關停學校的做法，可以知道張惟英的建議已經付諸實施。要消滅外來人口在北京安居的欲望，沒有什麼措施能比打亂家庭成員的分布最有效果的。因此，關停打工者的子弟學校，潛台詞就是：北京不歡迎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