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事實上，他與媒體這個主人的關係要遠遠不及與鐵道部這個主人。當然，受制於體制。正如事後在博客中撰文批評王勇平在發布會現場表現不妥、曾擔任教育部發言人5年的王旭明的經驗之談所言：“新聞發言人某種程度上是為主要領導服務的，若領導不認可，很難。”這就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短板”——新聞發言人沒有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原則標的。換言之，新聞發言人沒有自主權及沒有犯錯誤的權利，卻又背負著搭建整個官僚系統與外界溝通的重任。在所有領導不在現場的情況下，王勇平作為鐵道部新聞發言人，就成了媒體記者發飈的“載體”。
從2004年國新辦公布第一批75位中央各部委新聞發言人大名單至今，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走了近八年之久，這個表征著推動政務公開的制度，卻與政府信息公開一樣，進展緩慢。換言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無法走出官僚系統的禁錮，新聞發言人制度也只是一個任由領導支配的“話筒”。
因而，與其說王勇平的離職為處理危機公關的欠佳表現所累，不如說這是我國新聞發言人成長路上必定經歷的“陣痛”所致。（時間：8月19日 來源：江淮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