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人事安排上，《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用私人財產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允許相互有近親屬關係的基金會理事存在，總數須控制在理事總人數三分之一以內，而公募基金會中，具有近親屬關係的人，不得同時在理事會任職。
在信息披露上，公募基金會也要承擔更多義務，如組織募捐活動，無論是活動前、活動中，還是活動後，都要專門披露募款情況，包括募得資金後擬開展的公益活動和資金的詳細使用計劃，募捐所取得的收入和用於開展公益活動的成本支出情況等。而對私募基金會，由於無須向公眾募款，則沒有這方面的披露義務，底線是向監管部門和捐贈人負責。
對照上述標準，在硬幣的另一面，該項目掛靠公募基金會，卻採取私募的形式來運作，無論是治理結構還是信息披露等關鍵點，則頗有越界之處。除了盧星宇與其父的近親關係，無論是“中非希望工程”項目，還是中國青基會，都沒有公布該項目的財務報告。
從運作模式來看，這是一種既享受公募基金會的便利，又不用承擔公募基金會的義務的“打擦邊球”式的選擇，很難不被懷疑或有不能見光之處。既然利用公募基金會的品牌和資源來運作，那麼該項目也應符合公募基金會的信息披露和監督要求，嚴格執行，讓公眾信服。
比如，就“中非希望工程”而言，青基會方面要提取10%的管理費，亦引發輿論批評。按國際慣例，慈善機構提取一定管理費用合情合理。但在目前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監管的體制下，公眾對青基會提取10%的管理費用難以接受，亦在情理之中。可資對比的是，香港樂施會在內地項目的行政管理費用，即控制在3%以下，遠低於內地《基金會管理條例》所規定10%的標準。
輿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質疑官辦慈善組織，其實源於這些組織深層的制度缺陷，比如缺乏透明度、缺乏監督、資金使用低效、甚至可能藏污納垢，雖取之於民，但卻沒有可靠機制保障善款用之於民。若不能做出根本性反思和調整，長此以往，必然會打擊民眾信心，傷及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時間：8月19日 來源：新世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