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天津又出現“南京彭宇案”的升級版，不僅獨創了“不接觸的交通事故”說，還提出了“驚嚇導致老太摔倒”的交通事故新類型，判決汽車司機承擔近11萬元的賠償責任。而前不久的南通公交司機幫扶老太反被污撞人的事件，雖然很快便真相大白，但只能歸功於車上安裝的視頻錄像設備，如果沒有視頻錄像，後果會怎樣？假如被撞老人將公交司機告上法庭，沒有錄像為證，司機能脫責嗎？所有這些事件，都再次強化了公眾的“助人恐懼”。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誰還敢大著膽子在街頭攙扶老人？！
既然大家都不敢也不願在大街上出手助人，一方面讓那些需要幫扶的人很受傷，只能自己掙扎著站起來，或自行承擔其他不利後果；另一方面，也讓需要幫扶的人對獲得幫助失去信心，不敢輕易相信關鍵時刻會有好心人，遇到有人出手反而認為其不懷好意。於是，就出現了鎮江晨練老人幫助醉鬼反被疑為小偷，甚至被暴打並重傷的事件。
幫人也好，撞人也罷，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責任的情況下，雙方出現糾紛並且訴至法院，這在法治社會十分正常。但關鍵的問題上，法院是社會正義的最後底線。可個別法官不依證據，也不遵法理，僅憑自己的主觀判斷和漏洞百出的邏輯推理就定讞下判，甚至用上“沒撞人就不會跟隨送醫”這樣令人膽顫心寒的理由，這怎不讓人望而生畏？如果最該堅守社會正義底線的法院，在底線問題上都頻頻失守，社會道德迷失也就成為必然。（時間：9月6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