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中國各地民眾抗爭的新聞突然增多，也和資訊科技的發達息息相關。互聯網、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等媒介的流行，使得訊息的流通變得越來越難控制，任何偏遠地方的任何事件，只要事發現場有人懂得使用上述平台，就能在瞬間把信息傳播開去，並很快成為社會輿論的關注焦點。烏坎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衝突爆發後不久，各類社交媒體上便可以看到村民與武警衝突的照片，以及村民的訴求。
面對這樣的新局面，中國執政當局必須採取更靈活的管理方式，傳統的強硬手段不但無法處理問題，可能還容易導致反效果。在資訊科技普及的時代，政府的任何錯誤政策、官員的任何錯誤言行，很快就會變成公關夢魘甚至是治理危機。廣東省政府在烏坎村民抗爭多時後才介入，雖然不夠及時，但所採取的妥協基調，卻有利於化解對立的緊張情緒，為事件的妥善解決製造條件。
作為一個肩負十多億人民安危的執政黨，中共當然明白其中的利害關鍵。它一方面仍然試圖以控制資訊傳播的傳統方式，阻止各類關於社會動亂的真真假假的消息散布，另一方面也在嘗試各種方式，尋求新的發展與治理模式，所謂的“重慶模式”及“廣東模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政治試驗。因此，烏坎事件最終如何善後，無疑是檢視“廣東模式”有效性的一個實例。
明年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充滿了挑戰的年份，中共十八大將進行領導班子的大更替，時機點尤其敏感，社會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漣漪效應。外部環境也不見得輕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延燒，美國經濟復甦乏力等的影響已經開始波及東亞，依賴出口的中國已然感受到壓力。這些內外因素都意味著中共必須盡快摸索出一條治理新路，以便能集中精力克服發展路途上的困難。（時間：12月22日 來源：聯合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