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丹和埃及發生的中國工人被劫持和綁架是孤立事件，其共同點是劫持者主觀上不是衝中國人而來的，不是要傷害中國人，或敲詐中國人達到某種經濟目的；實際上是他們與政府有矛盾，企圖通過這種方式向政府施壓。劫持者在做這一事情時就已經想好了前因後果，想到了退路。
另一共同點是他們都知道中國是大國，中國與蘇丹政府和埃及政府關係都很好，因此當地政府不會怠慢中國工人被綁架事件。而從過去利比亞撤僑到解救中國人質事件，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很重視公民的生命安全，一定會向當地政府施加很大壓力，當地政府不得不為了使中國人質盡快獲釋而滿足對方要求，我想這是蘇丹反政府武裝或埃及西奈半島貝都因部落做事的邏輯。另外也不排除綁架中國工人的埃及貝都因人是受到蘇丹的啟發，進而“跟風”或仿效。
得益於多年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人在阿拉伯和非洲地區遠遠要比西方人安全，而由於在這方面的顧慮較少，所以在“走出去”時才走得那麼多，走得那麼深入，可一旦出了事就往往防不勝防。現在“走出去”是一個大戰略——在杜拜有20多萬中國人，在安哥拉有30多萬中國人——“走出去”的人多了，發生安全問題的概率就大了。尤其像非洲、中東，地緣政治環境很複雜，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種族矛盾、部落糾紛、族群衝突，都可能會把中國人“捎帶”進去。
為了進一步防範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從政府來講，需要進一步加大在領事保護上的投入。我在參加一個外交學院組織的內部會議上了解到，我們現在的外交資源跟不上海外人員的擴張速度。從外交領事保護來講，我們的政府外交資源投入嚴重不足，跟不上“走出去”海外華人和商業項目擴張的速度，這是國家政策在布局、資源投入、編制設置方面投入不足的一個重要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