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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著名智庫之一。 |
中評社北京10月30日電／人民網今天轉載環球時報文章，成美國的決策過程先後有序，大致的先後順序是：智庫→媒體→國會→政府（行政當局）→政策出臺。當前，部分智庫和媒體對中國仍然保持高調批評或高度警惕的姿態 。美國的政治結構處於“四權分離”的狀態，智庫與媒體、國會、總統、法院各自獨立、各自成熟、各司其職、“各自為政”，智庫是名副其實的“外腦”。
上海太平洋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分析員朱小琳撰文說，如何影響美國智庫和媒體，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的平衡發展，布什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也趨向於正面。朝鮮核試爆後，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正面評價更是明顯，但是，美國國防情報機構、部分智庫的學者和部分媒體仍然對中國保持高調批評或高度警惕的姿態。這說明，中國對美外交已經越來越成功、越來越成熟，收穫也越來越大。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加強與美國智庫和媒體的溝通。
美國外交決策過程始于智庫和媒體
從1972年尼克森總統歷史性訪華開始，中國一直在做美國行政當局的工作，外交重點多集中在美國白宮、國務院、甚至國防部等，這種官方外交在冷戰美蘇對峙時期，起到了非常明顯的效果。冷戰結束後，中美戰略平衡已不復存在，而國會成了指責中國的“前沿陣地”。1989年後，美國國會做出了一系列的動作，出臺了諸多提案、議案、法案、法律，對中美關係造成重大的衝擊和負面影響。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加大了對美國國會的外交，成效顯著。
前幾天，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對筆者說，中美現有高達3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要是擱在6年前，這麼大貿易逆差而在國會沒有人提出強烈制裁措施，絕無可能，但現在的國會只有一個“舒默法案”，是否通過還沒有定數呢。這也正是對美外交取得進展的重要原因。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智庫和媒體對中國沒有負面影響。從表面上看，美國智庫和媒體都是非官方的，似乎只能起到諮詢和傳遞民意的作用。其實，它們的重要性，不是由中國所能認定的，是由美國政治結構中的決策過程所決定的。而對美國決策過程至關重要的因素，自然對中國就很重要。
美國的決策過程先後有序，大致的先後順序是：智庫→媒體→國會→政府（行政當局）→政策出臺。比如，對於某項政策的出臺，首先，智庫獨立進行多方面的調研、論證和總結，並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見。然後，智庫又通過媒體進一步公開傳播和辯論，引起整個社會對這項政策的關注。
其實，這兩者合作就成了美國社會的“意見領袖”。緊接著，媒體和智庫提出的政策意見勢必會引起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的關注，國會通過聽證會等方法進行進一步的辯論。最後，行政部門會根據“意見領袖”的建議或國會的壓力對這項政策做出決定，於是，一項政策、法規、法律就出臺了。總體上說，美國重大政策的出臺過程一般不會脫離這麼一個程式。美國出臺國內政策如此，美國制定對外政策也是這樣。
1995年，克林頓政府先是向中國政府保證，美國將拒絕臺灣領導人李登輝訪美，然後，美國國務院卻出爾反爾，又發給李登輝訪美簽證。這正是臺灣當局的遊說結果。臺灣當局看清了美國外交的決策過程，對美國智庫、媒體和國會進行了院外遊說，並最終使得美國行政部門屈服于智庫、輿論和國會的壓力而改變政策行為。
美國的政治結構處於“四權分離”
美國之所以有這樣的決策過程，原因在於美國的政治結構中“四權分離”的狀態，而非我們教科書中簡單描述的“三權分立”。智庫與媒體、國會、總統、法院，四大權力形式各自獨立、各自成熟、各司其職、“各自為政”。當然，有一些智庫和媒體有濃厚的官方背景，比如蘭德公司、美國之音，但更多的是完全獨立于官方的智庫和媒體。這就使得智庫和媒體能夠對權力部門保持距離，並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便獨立完成使命。
在日常操作中，智庫雖然與政府往來密切，但與政府關係往往是合同關係，實行項目合作。智庫做課題研究，資金來源或來自政府，或來自其他機構，美國政府並不干涉。這樣就使得智庫成為美國政府名副其實的“外腦”，超然於權力之外進行獨立思考。
如果說智庫是廚師，而媒體就有點像飯館，美國主流媒體往往成為智庫或政治精英表達意見的陣地。在這個飯館裏，美國決策部門及執行機構只負責吃飯即可。因為他們整日忙碌，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執行政策、緊急事務和日常事務中，無法靜下心來集中精力對某項政策進行冷靜的、充分的思考和論證。他們只吃飯，而不做飯，更沒有時間去琢磨做好飯。政府可以從智庫和媒體上挑選他們所需要的、現成的飯菜。
今年9月27日，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瑪斯•弗裏德曼著文，使用了一個新詞“石油獨裁”，借此批評伊朗、委內瑞拉、沙特、俄羅斯等石油大國用石油作武器訛詐國際社會。當天，包括著名參議員約翰•克裏在內的美國諸多政治人物、頂尖專家就使用該詞，來描述當今的國際政治行情等。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對華政策過程中，政府和國會（事實上國會也應算政府的一部分）只是決策的最終結果，而不是決策的源頭。美國政策的源頭就在智庫和媒體，這是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而且，立國以來就是如此。
中國需要更多懂得美國智庫、媒體運作的相關人才
美國智庫數位資深人士曾向筆者透露，世界某些國家為做美國智庫和媒體工作，手段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
這些情況給中國的啟示非常大。前段時間，在美國調研，筆者觀察到，一些從事中美交往的中國同胞對美國智庫和媒體並不瞭解，有的甚至對智庫和媒體不感興趣，認為美國外交只與官方相關，這種認識關不全面。如何影響美國智庫和媒體，讓他們站在一個國際合作、互惠互利的角度客觀地評價和推動中美關係，而不是常常拉中美關係的警報，阻礙兩個大國的正常交往，這是進一步加強中美交流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從美國回來的飛機上，筆者與一位多年來一直從事外貿的企業老總談起這個話題，他感歎，美國媒體工作難做啊。其實，中國人古語道：對症下藥。如果讓不懂得美國媒體的人去做，當然會不得要領，但是，換成一些瞭解美國媒體的人，效果就會不同。在中國的企業中，不乏這樣的成功案例，這些案例將為中國日後如何消除美國智庫和媒體的負面影響，提供了寶貴經驗。從這個層面看，中國還需要更多的懂得智庫或媒體運作的相關人才，這批人才的成長，將會有利於彌合中美當前的分歧，減少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