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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時期校門(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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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時期校門(廣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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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學校正門(廣州)。 |
清末維新運動與新政中，不斷有近代新式學堂創立，於是百年之後，國內的“百年老校”也就多了起來。
中國人一向是敬老的，而一所百年老校是否“老”，要看它的學脈是否綿厚悠長，學統是否篤實方正。如果還有大規模的老建築以為佐證，自然更好，但對於幾經播遷，幾經廢興，飽經國事滄桑的暨南大學來說，這一點就很難強求了。
不過暨大的百年歷史上，不乏學養精深的名師大家，為暨大的學脈、學統增添了厚重的底蘊。到今天，名師們的學術成就與為師之道，已成為暨大寶貴的精神財富。套用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大學者，非謂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論述，大學在精神上的“建築”遠比它在有形物質上的建築更重要。
細細考量，這些“老建築”的核心部分，“始建”於上海時期的暨南大學(1927—1949，抗戰期間有4年辦學於閩北建陽)。
暨南大學一直與“海”有著不解之緣，是一所被海風吹拂、海水浸潤的大學；暨大的校徽是蔚藍的海水色，暨大的辦學使命是“聲教迄于四海”，暨大是一所首先面向南洋、因海外華人華僑而立的大學，也是一所曾受惠于上海海派文化風格的大學。
所謂海派文化風格，就是不拘一格，以開放的心態跟隨世界潮流。上海時期的暨大，求經問史與經世致用並舉，長年教授與“鐘點”教授並用，境外學生與境內學生並招，從而打造出名師薈萃、多元包容的校園環境。當時的暨大和其他大學一樣，在吸納名師方面有著良好的制度安排；人才的進出非常自由，學者們在不同大學間的兼課也非常普遍，從而暨大學生也就有幸得到許多名師親灸薪傳。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其他大學內遷而暨大堅持在租界“孤島”辦學，吸引了許多未能內遷的知名學者前來任教，這也是暨大上海時期名師薈萃的一個重要原因。
暨大的學脈、學統是由名師前輩們的言教身傳而支撐起來的。說到名師薈萃，這也有賴於慧眼識才、胸懷寬廣的名教育家、名校長。暨南大學在上海時期達到國內一流名校的水準，擁有眾多知名學者，這與當時暨南的兩位名校長鄭洪年、何炳松有關。
鄭洪年主政上海暨大時(1927—1934)的訓詞，是暨南校史上充滿精神魅力的一頁。訓詞說：“今世俗流於頹廢，我暨南同學獨不可頹廢；習俗淪於厭世，我暨南同學獨不可厭世。自今以往，絕摩登之風，去物欲之蔽，堅其意志，曄其智慧，強其體魄”，“應養成刻苦自勵之精神，以為異日任重致遠之準備”。鄭洪年強調要把暨南辦成華僑最高學府，要將“世界高深的知識與祖國優美的文化”傳授給國內外的學生，為此，他把延聘名師碩學作為辦學的關鍵，許多知名學者先後應聘來校，如夏丏尊、周穀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倫、潘光旦、葉公超、梁實秋、洪深、黃賓虹、孫大雨、夏衍、張君勱、沈從文、羅隆基、楊汝梅、葉淵、陳鐘凡等等。鄭洪年還聘請眾多社會名流來暨大舉辦講座，這些人中有蔡元培、魯迅、胡適、徐志摩、張競生、章士釗、黃炎培、葉恭綽、胡愈之、陶行知、高一涵等人。
1935年，曾留學美國、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長達11年的何炳松出任暨大校長(1935—1946)，暨大在他任期內攀上了新的高峰，特別是在1937至1941年的上海租界“孤島”時期，有人評論說：作為孤島中的“文化堡壘”，當時的暨大名流學者雲集，其師資力量之雄厚，講學風氣之濃厚，在百年暨南史上，無出其右。當時的暨大教授、文學院院長鄭振鐸回憶說，何炳松“做了10多年的暨大校長，暨大的學術空氣是純潔的……學術研究的自由，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干涉”。
上海時期的暨大，著名藝術家如潘天壽，著名作家如梁實秋、沈從文、梁遇春，著名外交家葉公超，著名政治家羅隆基等，均在暨大擔任教職，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備受關注的“新月派”，也與暨大有著緊密的關聯。抗戰後回遷上海的暨大，仍然保持著國內名校的地位，尤其是文史學科，不少教授都是學界一流從物，如劉大傑、吳文祺、施蟄存、錢鐘書、李健吾、譚其驤等。
說到暨大學脈，上海時期的輝煌，有流失他移的，如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一脈；也有許多傳承下來、蔭及後輩。如暨大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百年來先有上海時期諸位前賢，後有蕭殷、秦牧掌舵前行，至今仍為國內該學界一方“重鎮”。又如暨大的歷史學科，經何炳松、周穀城、沈煉之、金應熙、陳樂素、朱傑勤等名師開創性的工作，在中外關係史、宋元明清史、港澳史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優勢。
暨大的經濟、管理學科始於1918年開設的商科，在民國時期暨大商科擁有廣泛的聲譽，到今天經濟、管理學科依然是暨大的強勢學科。暨大的東南亞研究、華僑華人研究始于1927年設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開我國東南亞研究、華僑研究之先河並延綿至今，湧現出劉士木、李長傅等一批治學嚴謹、功底深厚的學者，1963—1964年任暨大校長的學問大家陳序經教授，也在東南亞研究方面有獨到的著述。
大批名師耕耘于前，並燭照後人，百年書香，連綿傳承，這是暨大寶貴的精神財富。說到精神財富，潛心向學，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留下眾多學說著述，這是一種精神財富；另一種精神財富，則是人格上的和人間關懷方面的。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銘中說：“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陳寅恪倡導學者們應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處世風範，也是前一種精神財富產生的重要條件。惜乎在高校行政化、教育流水線化的今天，這種風範、風氣正在大面積流失，在此情形下，學術大師的產生環境和生存空間都令人存疑。
一路風雨，百年滄桑，暨大具有百年曲折激蕩的歷史底蘊，是榮譽，也是莫大的壓力。百年來暨南人用不懈努力所澆鑄的“暨南精神”，既包含了先賢的教誨，也注入了時代的潮聲，為人忠信，為學篤敬，自強不息，創新為魂，格局開放，和而不同，這是暨大從過去走到今天，從今天走向明天的精神動力。
◆暨大百年大事記
▲南京時期(1906－1923)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1906年，由時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在南京創辦暨南學堂，這就是暨南大學前身，我國歷史上由國家創辦的第一所華僑子弟學校。“暨南”一詞源自《尚書•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寓意為：將中華民族優良的道德風尚和文化教育，輻射、傳播到四面八方。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暨南停辦。
1918年，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等積極奔走籌劃，暨南學校複辦。複辦之後的暨南在華僑中聲譽日隆。
1921年，暨南與東南大學合辦國立上海商科大學，為國內第一所。
▲上海時期(1923－1941)
1923年，學校逐步遷入上海，並以真如為本部，辦學條件得到改善。1927年國立暨南學校升格為綜合性的華僑大學，稱國立暨南大學，成為當時成立較早的、少有的著名國立大學之一。
30年代初期，隨著日寇侵華的範圍不斷擴大，民族矛盾日漸突出，全國愛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暨南與其它學校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後，暨南辦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學校被迫搬進上海租界，在“孤島”堅持辦學達四年之久。
▲福建建陽時期(1941－1946)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學校在上海無以立足，不得不又播遷福建建陽堅持辦學，前後達四年之久。
▲抗戰勝利後上海時期
(1946－1949)
1946年6月，學校遷回上海，在紛亂複雜的環境中繼續辦學。上海解放後，鑒於暨大本身的僑生比例已比較低，經費籌措相當困難等，學校於1949年8月合併於復旦大學和交通大學等高校。
▲廣州重建時期(1958－1970)
新中國成立後，國內各項建設事業蒸蒸日上，高等教育日漸勃興，華僑子弟紛紛來國內求學，重建暨南大學的條件已經具備。党和政府十分重視華僑教育事業，1958年經國務院批准，暨南大學在廣州重建。在此後的近十年時間，學校發展成一所初具規模的綜合性大學。“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學校辦學受到嚴重影響，被迫於1970年停辦。
▲廣州發展時期(1978年至今)
1978年，為大力推進華僑高等教育，國務院決定恢復暨南大學。暨南由此步入迅速恢復和發展的新時期。當時國家對學校的發展十分重視，將暨南大學列為國家重點扶持的大學，中央指示要把暨南大學建成“具有特色的華僑大學”，對暨南大學的發展寄予殷切的希望。
進入90年代，暨南大學抓住機遇，加速了學科整合和擴張的步伐。1996年暨南大學被列入重點支持的“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後，大大提升了暨大在國內外的影響力，成為名副其實的“華僑最高學府”。
作者：蔣述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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