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7日電／由重慶、武漢、南京、上海等沿江29個城市共同發起的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即將在重慶召開。這些城市將共同簽署協議，清理對農民工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推進農民工醫療和工傷等保障制度建設，努力解決其子女上學問題，並在工資待遇、法律援助、勞動爭議處理、社區生活參與等方面，建立統一的維權保障體系。（11月26日《重慶晨報》）
新京報今日刊登社論說，如果具有這些實質性內容和可操作性方法的跨地區協定得以簽署，可以把它稱之為農民工權益保障的“長江聯盟”。它不僅表明農民工權益保障事業的進步，也表明很多地方具有更多的理性化能力，能夠把共同利益、長遠利益結合起來，精明地、科學地探求利國利民的發展路徑。
今年4月出版的國家統計局調研組調研報告《當前農民外出務工情況分析》反映，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70％的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包括廣東）務工；50％以上的農民工跨省流動，跨省流動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比例在60％以上的省有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等；六成以上農民工在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務工。實際上，勞動力的“人流”基本上是按照我國縱橫幾大交通線流動的。
長江作為中國主動脈之一，其流域內的物、人、資訊、資本、智力資源已開始出現良性流動、有效配置的趨勢。在資源迴圈流動系統比較活躍和完整的區域，各個地方、各個公共權力主體，不僅需要低壁壘或零壁壘交換資本、物資，也需要零壁壘“自由貿易”和共同保護智力與勞動力資源。如果能深刻而充分地認識到對智力和勞動力資源實行自由流動、共同保護策略，包括環境資源保護策略的必要性、合理性，並且在政策、法規層面採取積極行動，這些地方和政府就克服了一些地方利益、短期利益的局限，比較理性化了。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人們對“長江聯盟”懷有積極期待；也可以合乎邏輯地對“珠江聯盟”、“渤海聯盟”等國內區域性的積極合作，給予期待。
社論表示，“長江聯盟”之類的共同行動策略，如果在農民工實體性權益和程式性權利的確認、增進、保護方面，形成較有可預期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規、模式和方法，則可以產生很多積極效應。
社論認為，首先是減輕或消除因戶籍、地區因素而產生的政策法規的障礙、壁壘，利於智力、勞力等要素的流動和配置，降低勞動者、資方和政府等各個利益相關者的“交易成本”。把人口和智力因素轉化為人力資源，這種自由、充分、低成本的流動和配置機制必不可少。其次，在權益保障方面的區域性合作，利於農民工這一龐大群體的工資報酬、基本社會保險、權益救濟等方面利益的實現，克服把“低勞動力成本、低勞權保護”作為比較優勢的錯誤認識，有效改善就業環境，刺激就業和促進發展。再次是可以有效促進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政策與法律的實施，改善就業和投資等方面的制度環境，增強制度績效，增加地方和區域的信譽和吸引力。此外，對城市化、人口控制、社會安全等，均有長期效益。
“長江聯盟”的示範效應還在於：地區間儘管存在競爭，但“合作共贏”、共同對外競爭，才是精明的、理性的。我國企業、地區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強合作是完全必要的。對此，中央政府不妨加強指引、激勵和約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