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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水扁現象：什麼樣的土壤培養了他？ |
中評社訊╱題：陳水扁現象背後的制度與價值觀反思 作者：章念馳（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
台灣民進黨原主席施明德帶領台灣百萬民眾掀起了第三波“倒扁”風潮，而台灣的另一個“民主運動捍衛者”龍應台女士表示她不會向施明德捐出一百元。她說，問題不在要不要“這個威望不到膝蓋高的‘總統’”下台，而是應該追究台灣怎麼會產生而且容許他苟延殘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後的人民自己腦裏的文化思維。”(1)我不想評論龍應台這樣做對不對，但我認為她提出了一個極其嚴肅和深層的問題，而且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民進黨從1986年誕生，為什麼會迅速發展成長、壯大，以至2000年登上執政舞台；但又為什麼會迅速沒落，今日民進黨支持率僅達18.1%，而陳水扁支持率僅達18.3% ；有54%的民眾認為陳水扁應該下台，有45.5%的民眾支持倒扁，有68%的民眾支持施明德倒扁，但為什麼有59.2%的民眾認為倒扁難以成功……。(2)是誰培養了容許陳水扁苟延殘喘的體制以及今日台灣民眾的思維？這比一味要這不要臉的“總統”下台以一圖痛快更為重要。這是兩岸都無法回避和必須深刻思考的問題，任何幸災樂禍與盲目樂觀或悲觀，都是無濟於事的，必須為台灣病體找到發病的原因。
背棄初衷而迅速墮落的利益黨
民進黨在國民黨威權時代，在體制外反對專制獨裁，反對貪瀆腐敗，追求民主進步，要求改革開放，要求台灣人當家作主，敢於挑戰權威，敢於抗爭坐牢，它無論如何曾激動過當年民眾，博得過民眾同情。儘管它是一個街頭黨，儘管它非常草莽，儘管它的“台獨”主張並非讓多數人支持，但它給過台灣人民一個希望，因此它能於2000年擊敗擁有二百萬黨員、一百年黨齡的國民黨，被台灣民眾視為“變天”，被西方社會視為民主的成功範例——一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民進黨許諾將組成全民政府，將走中間路線，人民無不企盼。民進黨人也躊躇滿懷地說：“執政二十年無敵手！”
而登上執政舞台的民進黨，卻沒有中間路線、沒有全民政府、沒有政績、沒有改革、沒有進步、沒有民主，甚至沒有反黑金、沒有兌現執政前的一切許諾，反而迅速黑金化，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利益黨。民進黨黨員與支持者，除了“依附、禁聲、犬儒和偽善，對核心價值的沉淪一直只有看著、包容著、體諒著。”(3)它2004年就該下台了，所有民調反映它的支持度遠遠落後於“泛藍陣營”，而陳水扁依靠“兩顆子彈”繼續執政，民進黨人為了保住權力向魔鬼妥協了。於是陳水扁一夥變本加厲貪瀆腐敗，從陳水扁身邊人到外戚趙建銘一家到夫人吳淑貞到陳水扁本人，“明也貪、暗也貪、大也貪、小也貪”，“總統府”成了貪污中心，完全到了不知廉恥的程度。各種弊案紛紛被揭發，如：高捷案、台開案、二次金改案，禿鷹案……多達數十個。(4)而整個民進黨竟不敢反對，一味為扁護航，彼此墮落為一個“共犯結構”，完全背棄了初衷，背叛了人民，只是成了這“利益集團”的一個維護者，喪失了靈魂。在今日民進黨眼裏，“只有權力邏輯”，而沒有倫理與價值；“民進黨目前也正以出賣自己靈魂，來固守自己最後的權力版圖。”(5)
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大權獨攬，完全無視現行憲政體制——雙首長制，短短六年，更換“行政院長”五次，而陳水扁一家又讓民進黨深陷風暴之中。但民進黨依然沒有反省也不敢反抗，百萬人倒扁而民進黨依然要護扁保扁，民進黨為什麼心甘墮落？這是一個很難講通的現象，但台灣《新新聞》1012期楊照《派系解散，惡鬥開始》一文很好解釋了這現象。楊照說：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挾持了從未想像過的這麼龐大的執政資源，”從而“快速馴服了民進黨，把民進黨綁在了自己身後，成為對他無條件支持的後盾”；而“在民進黨‘陳水扁化’過程中，大部分派系都屈服于陳水扁威脅利誘雙管之下”。李雪麗也有過同樣論述，她說：“民進黨的變調、肇因權力。”2000年民進黨勝選後，“陳水扁向在場人士透露，‘總統有五千多個位子可運用’，權力帶來了許多的喜悅。”(6)利益使民進黨人與民進黨成了利益的奴僕，使這個黨變成了一個利益黨，無怪稍正直一點的老民進黨人，稍有一點原有理念的老民進黨人，從朱高正、施明德、林正傑、陳文茜、許信良、鄭麗文、林義雄……都紛紛離開民進黨，執政後的民進黨對他們來講變得如此陌生了。一個政黨執政後犯一些錯誤是難免的，只要有反省機制，仍會有活力，但要是放棄了理念與核心價值，則覆不可劫了。
說到底，所有的大道理與崇高理念，在執政後的民進黨眼裏變得如此渺小，“民進黨對清廉、民主、人權、法治根本沒有信仰，自己人的利益才是核心價值，真正的追求目標只剩下一個，即“我們自己人掌權”；一切為了“繼續保住江山，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弊案連連也要死命辯，哪需要談什麼最高或最低道德標準。”(7)至此，民進黨不要說作為一個執政黨是不及格的，連作為一個政黨也是不及格的。為了保住權位，民進黨的府院黨使盡渾身解數，這個團隊的前鋒負責“謾罵、指責、硬拗”；它的中場負責散佈“絕不下台，有問題去問別人”；它的後衛負責“悲情、懊悔但再給機會”；它的啦啦隊負責散佈“什麼都沒錯，什麼都統統對。”(8)至於什麼公義、道德、廉恥……統統都棄之不顧了。由此看來，民進黨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先進性而始終帶有太多小農的草根意識，只是在台灣這特殊的歷史進程中，有著強烈的本土與民主的呼喚，給了民進黨一個機會。這種所謂的“政黨輪替”帶有太多的局限性，民主意識太少，進步動力太弱，充其量是一場“農民運動”，而一旦到了“京城”，依然當皇帝和魚肉人民。民進黨成立至今不到二十年，從一個追求民主和進步的黨演變成了一個不講民主不講進步的黨，這是一個值得總結的悲劇，是形成台灣亂局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造就陳水扁的原因。
惡質的選舉制度讓台灣陷入意識形態鬥爭的泥潭之中
當利益來自權力，權力來自選票，這樣的觀念與制度一旦確立，台灣便陷入以選舉為中心的政治生態，整個社會便環繞了選舉走。民進黨成了選舉機器，陳水扁成了選舉怪獸；為了勝選，他們研究了怎麼煽情，怎麼製造選舉議題，怎麼抹黑抹紅……。民進黨前副秘書長鐘佳濱說：“1996年後，民進黨已經把大部分的力氣放在如何經營選舉，如何取得政權上，最高決策機關中常會裏，少有政策辯論，只剩下初選與提名制度的修改。”(9)最後他們發現最有效最廉價的選舉工具——就是操弄族群矛盾和製造統獨對決，就是撥弄意識形態將台灣變成藍綠兩種顏色，綠的代表本土代表愛台，藍的代表外來代表不愛台，將“台獨”美化為愛台，將統一醜化為賣台。於是陳水扁與民進黨不斷製造族群矛盾和社會對立，不斷毒化兩岸關係，“因為它相信自己所屬的主流族群的票源佔人口多數，只要族群繼續仇視，民進黨就能因為本土選票的同仇敵愾而勝利。此外，民進黨已沒有信心以其他方式得到多數支援。因此，一面不斷戮刺著歷史傷痕，一面在社會切割出更多道傷口，吸吮著台灣的血液維生。”(10)
為了選票，陳水扁與民進黨需要製造仇恨，需要製造危機，需要製造鬥爭。他們的邏輯是越獨越愛台灣，他們用這個邏輯刺激大陸作出反彈，而每次反彈又成了他們鞏固基本盤、壓制內部矛盾的口實，從而使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這種以意識形態治台左右了台灣政局的時候，當這種意識形態蓋過一切的時候，當民粹主義主導一切的時候，台灣社會與人民就沒有民主、民權、民生而言了。
出現這樣一種狀況，錯誤不在於台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運動，而在於陳水扁與李登輝將民主化變成了“民粹化”，將本土化變成了“去中國化”。也許台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來得太快了，而且成了陳水扁與民進黨的專利，他們壟斷了對“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解釋權。今天人們開始意識到“台灣是民主的暴發戶，擁有民主但不懂民主”；“社會與政府看似在民主的機制下產生，但是實際上全是由一群物性（易於驅使、激化、利用）的人所製造的政府。”(11)“本土化”——“本土政權”成了掩飾一切貪腐墮落的盾牌，而“民主化”成了一個貪瀆政權無法無天的護身符。“台灣雖然已經有了選舉民主，但是追求政治與社會正義的公民文化卻仍十分淺薄。”(12)“民主政治的真義，絕不是‘統治者無論如何貪腐不義，等到下次選舉再說’；亦絕不是‘不能容忍總統府前交通癱瘓，但可以忍受嚴重貪腐不義的政權’”。(13)台灣民眾有了選舉權是好事，選票固然可以表達民主，但“選上了不管如何爛，也應該讓他舒舒服服做完”，則是反映了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不成熟。憲政民主的核心意義是統治者不得濫權，而非濫權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
當選票成了政治人物最大的目標時，整個社會的政經關係也隨之變化：首先是五花八門的政治獻金正當化，其次是猖獗的黑金政治公開化，最後是政治人物與財團利益輸送合法化。尤其是民進黨執政後，與金主互動無法建立制度化運作機制，而是主要依賴於直接的個人關係互動，金主與大企業家要出入府院，能獲得“綠頂商人”身份，能分得更多利益，則是必須設法巴結上府院的核心人物，通過他們與陳水扁建立起利益互輸的政商關係。於是陳水扁身邊的紅人從陳哲南、馬永成等——到外戚趙建銘一家——到陳水扁老婆吳淑貞，無一倖免地被金主們拖下水。他們從雁過拔毛到直接索取，無一不中飽私囊，一個一個成為巨貪。這些人固然貪婪，而這種政商機制使他們無一倖免落水，乃制度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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