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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當年充滿的理想與熱血的往事,周秉德大姐顯得更加精神煥發,雙目炯炯有神。 |
中評社香港2月26日電(記者 劉曉丹)“請問你剛才給我的那張郵票是一塊四還是一塊六?”一位女士推開酒店大門,走到櫃檯前很有禮貌地向服務員詢問。她得到了答案,說了聲“謝謝”就轉身進了電梯。
不一會兒,電梯門又打開了,那位女士手裏捧着幾枚硬幣又來到櫃檯前:“那,這錢還給你,謝謝。”
她穿着一件暗紅雜褐色花樣的樸素外衣、一條筆挺的西褲,一頭捲髮燙得十分精神,看上去像是有五、六十歲的年紀。是她那一身落落大方的氣質,吸引了記者的注意。
上午11點整,這位女士又款款步入酒店大堂。在聯絡人的介紹下,記者得知原來她就是我今天的採訪對象--周秉德,別人都親切的稱呼她“周大姐”。
周秉德是周恩來總理三弟的長女。周恩來總理夫婦無嗣,而他的弟弟家裏又很清貧,於是周恩來在1949年把年幼的周秉德接到北京撫養。從此,這位12歲就住進中南海西花廳、與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生活將近二十個年頭的女孩,就開始了一段不平凡的經歷。也許在別人眼中,看到的是她與衆不同的身份,但在這位伯伯的教育下,她腦子裏裝滿的是要為國家作貢獻的理想,和如何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普通人。
周恩來夫婦對身邊這幾個侄女和侄子視如己出,對他們言傳身教,其中最重視的教育之一是要求孩子們自強自立,不能因爲周恩來身為總理而有任何特殊化。他們最反對封建社會的一人做官、雞犬升天,所以更加嚴格的要求家人,別説不能以權謀私,甚至周恩來在自己弟弟的職務安排上,還特別對其領導提出“安排得職務要盡量低、工資級別盡量低,因爲他是我的弟弟。”
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的周秉德從來不張揚。1968年正值文革時期,她與丈夫在西安工作。懷着七個月身孕的周秉德有一天經歷了“槍林彈雨”的驚險一幕:就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兩個高喊口號的遊行隊伍發生衝突,幾粒子彈從她頭頂飛過。那時的日子就是這般困苦和混亂。
“聽説她是周總理的親戚。”有人議論到。
“你拉倒吧,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要真是,她能和我們一樣受這份罪?”對這樣的議論,周秉德真是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