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發達國家的研究人員引用歷史的例子來說明，中國人是“重商主義”信徒，並認為中國歷史上就是重商主義，只認得出口而不願意進口。其實，這也是歷史的誤讀。從歷史角度看，歐洲最先崛起的列強是葡萄牙與西班牙，它們發現美洲後，在美洲找到了大量的金礦、銀礦。把這些金銀財富運回歐洲後，它們成了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一些年過後，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開始推行重商主義政策，鼓勵出口以換回黃金白銀。某些著名的“重商主義”者的名言是：只有真金純銀才是財富。可以說，重商主義在當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16世紀後，歐洲大陸實行“重商主義”的國家是向海外開拓殖民地晚了的國家，它們沒能發現那麼多黃金白銀，而當時的貨幣又是貴重金屬做成的，沒有足夠的黃金白銀，貨幣發行不夠，經濟就受通貨緊縮的困擾。鼓勵出口，換回貴金屬，就可以擴大貨幣基礎，經濟增長也就有了後盾。
從明朝以後，中國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就是白銀，而中國又不是產銀大國，只有通過貿易從國外換回白銀。可是直到清朝時，西方人也一直沒弄明白，為什麼中國人出口那麼多東西卻不願意進口。實際上，中國不是不進口，而是進口一種特殊的商品——白銀，它是中國的貨幣基礎。貨幣基礎擴大了，中國經濟增長也就加快了。等到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後，賠了2100萬銀元，貨幣基礎大大縮小，隨即就出現了通貨緊縮，市場上價格大跌。農民不願種田，商人不願開市，經濟萎縮使國力大衰。
丁一凡認爲，到了現代，貨幣都是法定貨幣，特別是自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後，世界貨幣體系與貴金屬之間就失去了固定的聯繫。中國的外匯儲備多，那是由兩部分來源造成的。一是外貿有順差，二是外來的投資多，這兩者間又有著相互聯繫。中國有著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市場又大，外國企業大量到中國投資，一方面為了佔領市場，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能把在中國生產的產品輸出到發達國家市場，以提高企業利潤。當今，在華生產的外國企業出口已經占了我國外貿出口的一半以上，這些出口使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也讓我們的金融風險增加。外匯儲備都是外國貨幣定價的金融產品，而這些貨幣的價值是由貨幣發行國決定的。這些國家如果決定讓它們的貨幣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就要縮水，國家等於損失了一筆財產。而且，流入中國的外匯資本太多，會加大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防止太多的流動性資本進入市場，中國還不得不對這些外來資本進行“沖銷”，其成本都要由中國承擔。因此，外匯儲備過多會成為一種負擔。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還會選擇搞什麼“重商主義”嗎？重商主義還有什麼意義嗎？
誰造成了中國的貿易順差？
丁一凡指出，坦白地說，中國的外貿順差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美國等發達國家不按市場規律“出牌”，違背了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律。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有著不同的比較優勢，各國通過輸出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換回其他國家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既達成了貿易平衡，也得到了更多的好處。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市場巨大，且勞動力素質較高，價格便宜。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是資本雄厚、技術力量強大。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應該是中國向發達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發達國家向中國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現在，發達國家從中國購買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的廉價產品，但當中國要購買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時，卻往往遭到拒絕，理由是技術太敏感，中國還不是盟國。如果美國政府不放寬對華的技術出口，就不應該把中美貿易大量順差的責任推到中國身上。
美歐等發達國家的輿論在談論中國貿易順差時，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吸收了大量的發達國家企業的投資，“偷”了這些國家的就業機會。其實，這種比喻更是強詞奪理。外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是因為看中了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而這一切又是因為發達國家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發達國家的輿論總是強調自由市場，指責中國不夠“市場經濟”。而事實是，西方的經濟理論從來都認為，市場上自由流動的不僅是資本、商品，還有勞動力。發達國家為何只讓資本與商品自由流動，而不許勞動力自由流動呢？如果勞動力能自由流通，中國人就到發達國家去打工了，它們國家的企業還用得著到中國來投資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國家智庫，作爲其中一位重要成員，丁一凡副所長不客氣指出，其實，拿中國的貿易順差說事，發達國家實際上有著其他的目的，比如逼中國的貨幣升值，逼中國儘早開放資本市場等等。可惜，拿中國貿易順差說事的理由站不住腳。國際貿易是一種大家共贏的遊戲。如果不這樣看問題，各國都回歸貿易保護主義，世界經濟將遭遇巨大的災難，即便是這樣，對中國的影響也是有限的。我們不應忘記，中國是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如果大家都關起門來的話，中國受到的損失不會比發達國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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