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1年以來，布什政府除了為反恐和防擴散在亞洲進行了兩場戰爭之外，外交的重點一直是在力圖掌控亞洲勢力均衡的演變，通過密切與盟友的關係避免亞洲戰略均勢出現不利於美國的勢頭。日本則積極組建所謂亞洲“民主國家同盟”，尋求亞洲區域政治的所謂新的“陣營化”進程，其矛頭指向了中國、俄羅斯等國家。
2006年3月，筆者曾經當面問過基辛格博士有關亞洲未來的看法。基辛格博士很明確地指出，亞洲並非歐洲，歐洲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均勢戰略作為保障區域穩定的“藥方”對亞洲並不適合。在歐洲均勢時代，小國常常成為大國擴張勢力征服的對象，或者成為大國交易的“籌碼”。這些因素在亞洲政治的歷史中不僅罕見，而且，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政治中已經不再允許小國成為大國政治的犧牲品。今天，美國的亞洲霸權正在因為伊拉克戰爭、阿富汗局勢、伊核與朝核危機而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是否能夠繼續保持亞洲的霸權穩定及其均勢戰略，已成為了一個必須認真討論的事實。亞洲愈發明顯的大國崛起的事實，既對這種觀念構成了新的挑戰，也開始讓所有的亞洲國家認真思考究竟什麼是亞洲的未來，而一個新型的、能夠獨自維持的亞洲安全機制也符合美國長遠的亞洲戰略。
作者認爲，其實，亞洲大國關係之所以存在脆弱的一面，根本原因在於亞洲一直無法形成歐洲那樣的區域性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制度。如果把今天亞洲區域秩序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列一個光譜性的排列的話，那麼亞洲的大國關係事實上處於“不穩定多極均勢”與 “歐盟模式的合作制度”之間，既沒有滑落到不穩定的多極制衡，也難以實質性地向歐盟模式靠攏。這正是今天亞洲政治秩序轉型的不確定時期。正因為如此，亞洲大國之間的合作、聯手才顯得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正如美國著名的東亞問題專家斯卡拉皮諾教授指出的，亞洲的未來取決於亞洲國家能否發展出合作性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理念，讓亞洲因為大國崛起而改變的政治版圖建立制度性的合作體制，共用繁榮和穩定。
一些研究分析認為，亞洲無法建立歐洲安全合作組織那樣的區域性安全機制，更不用說建立歐盟那樣的建立在法律主義基礎上的防務、外交、政治與經濟的合作體制了。然而道路曲折並不能決定方向的選擇，亞洲大國並存的局面毫無疑問應該是朝向建立亞洲區域合作制度的方向發展。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已經證明，亞洲大國之間充分合作、聯手共事，亞洲的區域熱點問題往往是可以得到管理與遏止的。
文章最後指出，很多國際關係學者把大國看成一種實力的地位，大國是“能夠做出改變國際秩序性質”的事件和行為的國家。而從中國人的東方智慧來說，“大國”更意味著“有容乃大”，只有能著眼于大小成員國和諧共存、合作互利的國家，才能真正稱得上 “大國”。目前，亞洲仍沒有完善的區域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當今天亞洲大國政治的時代到來之際，也應該是彌補亞洲人這一缺憾的時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