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約書亞•博頓是一名比較著名的“親華派”人物，經他的推薦，保爾森出任美國的新一任財長。在博頓的運作之下，美總統布什同意賦予保爾森比前任更大的力，全面掌握美國的濟政策，這也意味著保爾森在美政府內是同國務卿賴斯和國防部長蓋茨同樣重量級的人物。
據日本《世界日報》稱，博頓和保爾森在政府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他們不希望擔憂中國軍力增長的官員參與對華政策的制定，並且兩人也開始參與政府在外交和安全層面的政策制定。
韋德寧也是可圈可點的人物。他長期在中情局擔任中國事務分析員，在克林頓執政時期，韋德寧就已經體現出了溫和的基調，主張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這甚至影響了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後來他進入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東亞事務，更是宣導同中國進行接觸。
由於韋德寧還有一個職務，就是總統的特別顧問，因此他的理念對布什的影響也不斷增大。今年日本政府提出向美國購買F-22“猛禽”戰鬥機，在韋德寧的強烈反對和一再拖延之下，日本的希望落空。去年年初，在台當局竭力推動“廢統”時期，韋德甯作為布什的特使向陳水扁發出警告。而在今年的《中國軍力報告》未發表之前，韋德寧也對報告內容進行了審查，為了減少對中國的刺激性描述，還對報告進行了修改。
在美國軍界，隨著沃爾福威茨這樣的“新保守強硬派”先鋒聲名掃地，法倫這樣的“知華派”、務實派得到重用，中美軍事交流也逐步走上正常的軌道。近期以來，美太總部下屬的軍種司令部主官人選也發生了變化，像太平洋艦隊司令羅伯特•威拉德等都是對亞太及中國問題相當熟悉的專家。
總之，“新保派”陸續退出決策層，一批新人物陸續登臺，這為美國對華軍事關係調整提供了契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