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8日電／1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表示，人民法院審理刑事大案要案，一定要在定罪量刑上把握好寬嚴相濟這個度。要做到寬嚴並用，寬嚴有據，寬嚴適度，既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也不能因為有社會輿論壓力就人為拔高。
依憲法和法院組織法，最高法院與其他法院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這種非領導關係體現出的實乃司法的本性，馬克思曾言，“法官除了法律就再沒有別的上司”。于現時之中國而言，“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已被寫入了憲法文本。對個體的法官而言，必須在這一憲法原則之下，行使獨立審判的權利。
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論說，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現實的司法生態。以會議強調法律的執行，以法院高層領導的講話指導案件的審判，正是法院工作的常態。這種司法運作模式仍能發揮總結審判經驗與矯偏糾錯、堵漏補缺的作用，其根源就在於，法律於具體個案的審判中還存在執行不一致的情況。因此，迫切需要一份法律適用指南為法官解疑。
社論指出，從司法的角度揣摩肖揚的此番談話，其實正是憲法與刑事法律中一些基本原則的釋義與重申。比如，自1978年法制恢復重建以來，“罪刑均衡”就一直作為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則而存在，現行刑法也明確規定“罪刑相適應”。寬嚴相濟、寬嚴有據也好，當輕則輕、當重則重也好，均可視為“罪刑相適應”原則之下的應有之義。這些用以指導審判實踐的具體內容，本來只用“法官應嚴格依法辦案”一語就可表達清楚。如果有法官竟然不懂得“罪刑相稱”、“人人平等”等這些基本的法治理念，這樣的法官實在不足以擔當審判的重任。
我們相信，如此缺乏法律常識的法官，在中國這一職業群體中，極其罕見。但也不能回避，在審判中確有一些案件的裁判結果，未能體現“人人平等”、“罪刑相稱”等基本原則。這些反法治的裁判結果，多數情況下並不是由法官的不知“法”所造成，而有著極複雜的外在因素。比如故意枉法、行政干預、地方保護等。對法官而言，最需要的其實並不是對“寬嚴相濟”的理解，或對“人人平等”原則的強調，而是應給對枉法的法官及時查處，尤其是給予“罰當其罪”的責任追究；以及給予法官以排除外來干擾的有力保障，特別是制度層面的保障。
在這一點上，肖揚也特別強調，“人民法院要充分運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全面提高審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的能力和水準，把每一個案件都辦成經得起歷史核對總和社會評判的‘鐵案’”。人們可以將法律智慧看作是對法官個體的要求，政治智慧卻更應看作是對法院的整體要求。在現實的司法生態下，尤應強調的是法官的守法意識和護法精神。此外，也需注意，如果法官不能獨立決定案件的裁判結果，他就無法對案件的結果負責。試想，如果是連法官都不能左右的裁判結果，又如何能成為經得起歷史核對總和社會評判的“鐵案”？
讓法官知道並理解“寬嚴相濟”不難，難在司法實務中對“寬嚴相濟”的踐行。一方面，我們要用嚴格的責任條款，約束法官不能故意“寬嚴不濟”；另一方面，也應保障法官不因外來因素的干擾而被迫“寬嚴不濟”。惟此，“鐵案”的比率，才會最大限度降臨在司法審判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