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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農村。 |
中評社香港7月5日電／中國農業大學五位教授調研發現，新農村建設戰略實施一年以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顯著改善，但部分地區在建設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果能讓農民參與具體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將能有效地化解這些發展中的問題。
據南方週末報道，今年年初以來，一份摘編的文稿一直在各大部委之間傳閱。半月之前，一位國家領導人在這份並不起眼的新農村建設材料上做出批示。
這份材料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據中國農業大學葉敬忠等五位教授呈送的報告摘編而成。五位教授向中央彙報，他們發現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與農民無法參與政策制定及實施有關。
這是國家領導人對五位教授上書的第二次批示。2006年11月中旬，另一位國家領導人已經對該報告予以批示，認為報告反映的內容關係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的切身利益，必須對報告反映的新情況抓緊研究。
一年前，新農村建設戰略正式開始實施，但在一個擁有世界22%的人口、耕地面積不足世界10%的國度，迅速改善農民生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府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投入巨額資金——2006年支持“三農”的資金達到3397億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億元，達到3917億元。但是，葉敬忠等五位教授通過調研認為，農民成了這場盛宴的被動接受者。
“他們集體失語了。他們缺少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本來這台大戲他們是主角。”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葉敬忠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外部力量主導
在2006年，國家正式實施新農村建設戰略後，在推動新農村建設的路上，出現了三股力量：一股是知識份子和民間組織發動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一股是世界銀行等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開展的扶貧、培訓農民等專案；第三股力量則是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
這三股力量雖然殊途同歸，但彼此的意見並不一致。
在進行新農村建設的具體路徑選擇上，很多學者認為新農村建設應該和城市化同步進行，解決“三農”問題，重點是通過城市化減少農民。有的學者對此卻表示憂慮——城市化可能帶來的是失業、貧民窟。
而在發展的重點和次序上專家們也存在爭議。比如，應該優先發展經濟還是發展文化建設、應該發展“村容整潔”還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應該解決農村負債還是培育新型的農民。
在實際運作中，出現了多種模式：傳統鄉建運動中知識份子主導的新農村，以韓國、日本新村建設為範本的新農村，以華西村為範本的新農村甚至新村莊建設的新農村等。
“新農村建設到底想幹什麼，可能有關方面也沒想清楚，所以各有各的做法。”6月24日，茅於軾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道。
在查閱浩瀚的各種論述文章之後，葉敬忠，這位長期在農村調研的學者發現，雖然農民在理論上被一致認為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但是在轟轟烈烈的新農村建設討論與行動中，聽到的幾乎都是來自于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等農村外部群體的主張和建議。
另類新農村建設
2006年初，國家將“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20字方針定為新農村建設的目標。
2006年5月至6月，葉敬忠帶領中國農業大學的學生在分別位於中國東部、西部、南部、北部的四個省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新農村調查。
他們調查統計發現，在什麼是新農村建設最重要的方面這一點上，46.8%的農民認為是生產發展，34.3%的農民認為是生活寬裕，4.7%的村民認為是鄉風文明，8%的村民認為是管理民主，僅有6.5%的農民認為是村容整潔。
事實上，從2006年至今，各地新農村建設最主要的活動就是基礎設施建設——蓋房、修路，有些地區也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但“絕大多數村莊的新農村建設處於籌備和擱置狀態，缺少實際的舉措”。
2006年農業部頒發的《農業部關於實施“九大行動”意見》中，將新農村示範行動列為主要任務的第一條。但是，這種示範行動在實際操作中，卻與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違——缺乏普及意義。
以試點村為例，調研組發現，一個縣試圖將扶貧村列為試點村，結果，專案報到省裏，硬是通不過。
原來很多試點村主要選擇經濟條件好、有優秀的領導班子和扎實的群眾基礎、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的村落。其中，某縣的試點村選擇的是移民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作為移民村本來就要投入資金建設房屋，“移民有上級撥款，一併解決了”。這些試點村的財政撥款有的甚至達到500萬元之巨。結果，移民村、文明村、旅遊村、生態村便成了這一輪新農村建設的試點村。
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農業部政策法規司的一位官員舉了一個例子：川西一個村莊改造，政府要求每家花四五萬元修一棟房子，房子建好了，又要求別墅化——修車庫。不過，他們發現最終豬圈、廁所都沒有修。
“用這樣的標準、這樣的方法來建設試點村，對這些試點村而言，僅僅是錦上添花而已，更重要的是很容易造成資源分配的不合理和農村社區之間的不平等，而且取得的經驗無法推廣。”葉敬忠說。
葉敬忠在甘肅調研發現，很多家庭80%以上收入用於教育，“即使政府出資達到70%、農民出資30%，也建不成新農村”。
一位國家級貧困縣的幹部向調查組介紹，如果新農村建設是一項工作，他們做的一切都是新農村建設，如果把新農村當成一個目標，他們離這個目標太遠了。顯然，對於全國超過6000億元負債的基層財政來說，新農村建設的藍圖異常遙遠。
體制不順影響農民收益
2004年，“三農”問題研究專家賀雪峰在一篇《當前農村政策調整過猛》的文章中表達了自己的憂慮。事實證明，此後3年間，尤其新農村建設鋪開之後，受到此前的農業政策調整的影響越來越大。
最近，“三農”問題專家曹錦清在淮北、甘肅考察期間發現，在西部地區，鄉鎮一級已經開始無法運轉，在新農村建設中，這一級政府無法起到主導作用。而農村中，青壯年男性大量流出，留下老人、婦女、兒童。
調研組在甘肅調研過程中發現，農民對新農村建設大多表示“知道一點”、“聽說過”，甚至有高達20.8%的農民根本沒聽說過新農村建設。
根據調研，雖然有近47%的村民關注的是生產發展，但是，長期研究農村問題的賀雪峰認為，現在農業的產值越來越低。這已經不同於1978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時，當時農民的勞動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
儘管如此，66.5%的村民認為，缺少資金投入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困難，其次是缺少技術、灌溉水利等農田基礎設施差、勞動力不足、銷售困難。對此，中央政府也果斷地逐年加大支持“三農”的支出——2003年為2144億元；2004年為2626億元；2005年為2975億元；2006年為3397億元；2007年為3917億。
但是，這樣一條遞增的曲線中，農民最終獲益甚少。他們面對的是強勢的政府部門。有學者形容這是“財政支農兩千億，農民受益毛毛雨”。
葉敬忠領導的調研組發現，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由於條塊分割。扶貧系統有扶貧的安排，水利系統有水利的安排，“中間沒有太多的監督，沒有過程的管理”。
“現在的農業政策更多關注的是開始、結果，對實施過程監控很少，很難知道實施中是衝突還是合作。”葉敬忠說，“這不像國際上一些農村發展專案，有一個專門機構在監督、規劃、實施。”
即便如此，要讓9億農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按照目前的行政體制，這種支農資金又不得不按照這種固有的管道投放。
這種路徑依賴，正如中國農業大學五位教授給中央領導的信件中所言，導致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新農村建設的專項資金，計畫中的建設資金受到條塊分割的限制，加之地方政府統籌條塊資金的能力有限，影響了部分地區的新農村建設。
農民需要組織
葉敬忠告訴記者，此次調研中他從沒有這麼悲觀、又從沒有這麼欣慰過。“我的一個強烈感覺是村民對中央的政策充滿信心。”
調研資料顯示，三成農民認為新農村建設5年內可以完成，半數的農民認為10年內可以完成，八成農民認為新農村建設可以在20年以內完成，很少一部分農民認為新農村建設需要20-50年，甚至50年以上。
這種對新農村完成時間的樂觀預期甚至讓葉敬忠都有幾分驚訝。他們的調研組發現，絕大多數農民理解的新農村都是以建房子為主。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從電視螢幕上看到的新農村基本都是一排排整齊的新房，地方組織各村幹部到試點村去參觀考察回來講述的也是新房，甚至各地政府開展的建房、修路、改善村容村貌，更加固了農民認為新農村就是要建新房子的認識。
“預期新農村建設完成的時間越短，這種潛在的失望就越大。”葉敬忠憂慮地說道。2006年11月初，葉敬忠和中國農業大學其他四位教授聯名向中央呈送了調研報告。10天后，這份報告就得到中央高層的批示。
面對組織化程度薄弱的中國農民，這些為“三農”問題奔走呼籲的學者，更多地希望這些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民——能夠有一種組織化管道以供意見表達。
“政策制定的時候，必須要讓農民組織化，通過行業協會等參與進來，不光從經濟上，還要從政治上參與決策、影響決策。”農業部的一位元官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2007年6月24日，在茅於軾給南方週末記者的郵件中，這位78歲的老人一再強調，最重要的是改善基層政府的服務水準。“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一般要十年甚至更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