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戰略的新思維
陳水扁近日投書華盛頓郵報輿論版所提到的“接受‘九二共識’等於投降”，呈現出兩岸的外交休兵僅屬空談。事實上，外交政策思維的改變，與決策者是否具有國際觀，息息相關。具有國際觀的外交決策者，在推動外交作為之前必經深思熟慮，外交手腕自然講求細膩而非粗糙、成熟而不輕浮、有效率而不求近利。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運作，一方面主張自由辯論和容忍妥協，另一方面也強調實際主義，因此政治決策階層習慣於辯論與溝通，他們認為政治是受法律與規則約束的競賽，任何參與者皆須遵守規範，為了爭取政權又不得不妥協，這種心態表現於外交事務時就會注重實際主義。換句話說，西方國家領導階層慣於用企業管理的方式去處理外交議題，因此而把談判視為打破僵局和解決問題的途徑，斡旋與妥協很難避免。
文章認為，臺灣如何打破邊陲“外交”措施設計，需要扁政府建立新的“外交”戰略思維，進而帶動非政府部門及企業界的積極作為。針對大陸的“外交”打壓，政府如果持續用“烽火外交”、“正名制憲”或“渡假外交”、“過境外交”、“典禮外交”的思維進行反制，即等同於採取與北京正面交鋒的戰術，自然也易於陷入“零和”的結果。
文章指出，最近台灣申請加入WHO所遭逢的挫敗，正說明了我們需要採取迂迴而曲折的策略，先尋求點的突破，目的則為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台灣此時積極推動加入相關國際組織，戰略上更應優先考量如何在國際社會發聲及廣結善緣，試圖在能夠容忍的範疇內，獲取實質利益而無須過度計較涉及身份定位的所謂“國家”尊嚴問題。李登輝任內推動的務實“外交”，較強調“重利而輕名”及“捨名而求實”，1990年元月，台灣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之名義申請加入GATT，次年再以“中華台北”之名與中國大陸、香港同時加入APEC。前述作法並未損及臺灣尊嚴，卻獲得實質的“國家”利益，值得民進黨政府思考。
馬英九主張台灣應該發展出一套“活路外交”的模式，說穿了就是認為兩岸應試著進行政治談判。其實，兩岸這些年來的外交競賽，誰贏誰輸已有定論，台灣朝野除非完全不計較“邦交國”的數字，否則兩岸達成外交休兵，除了經由談判化解歧見，似別無更佳辦法。終究談判不表示投降，也不意味它一定有結果，民進黨何懼有之？
坦白說，“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為號召的政治運動，並無助於台灣開拓“外交”活動空間，但政府若是強調“求生存、圖發展、要尊嚴”，那麼就應該對全民交待，為何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會抨擊“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它難道提升了台灣人的尊嚴嗎？哥斯達黎加與臺灣“斷交”，表面上是基於經濟面的考量，實際上幕後是否存有美國的因素，值得我們推敲；換言之，台灣得罪北京頂多失去若干“邦交國”，但得罪美國的損失會是什麼，政府是否應明白告訴民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