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美需要簽署新的共同政治文件
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新的世界格局在動蕩中出現新的組合。中美當年的共同利益已不復存在，但新的共同政治、安全、經濟利益在迅速形成。同時，兩國之間的原有分歧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兩國亟需簽訂新的聯合聲明，以確定兩國新時期共同利益和處理分歧的基本原則。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美經濟關系迅速攀升，成為維系兩國關系的強有力紐帶。1972年，中美貿易額幾乎等於零，直至1992年，兩國貿易額也僅為142億美元。而到2006年，中美貿易額達到2700億美元。美國企業大批進入中國，美國迅速成為中國第一大外來投資國。盡管兩國還存在貿易不平衡的矛盾，但鞏固和發展兩國的經貿關系已成為兩國關系的強大推動力。
中美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共同發展方面負有共同“責任”。冷戰結束后，世界並不太平。極端主義帶來的恐怖主義，大大小小的局部戰爭，一個接一個的核擴散危機，甚至連能源供應、環境保護都成了全人類共同關切的安全問題。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負責任的大國”，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有共識，也存在分歧，兩國政府應像1972年那樣，抱著對世界負責的態度，確定新的合作領域，找出解決分歧的辦法。
台灣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92年之前，台灣問題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誰應該代表中國的問題。在過去十多年中，“台獨”勢力囂張，陳水扁的“台獨”活動不再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迫使全世界接受台灣“獨立”，損害中國大陸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問題。這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的。遏制“台獨”，維護台灣兩岸和平與穩定符合中美共同安全利益，也符合本地區所有國家的共同安全利益。中美新的共同政治文件應對此做出明確判斷。
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上仍然存在較大差別和分歧，這是由兩國的不同歷史背景造成的，應該本著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求同存異的原則慎重處理。但是，由於兩國交流溝通不夠，美國民眾當中存在著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深深“不安”情緒，甚至認為中國不是美式民主國家而把中國的快速發展視為對美國的“威脅”。這種情緒形成了對兩國關系的最大鉗制。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兩國政府對新時期的共同利益和處理分歧的原則做出明確界定，定能引導兩國民眾以建設性的眼光看待對方的進步和不足，從而有利於兩國建設性伙伴關系的確立。
中美達成新的政治文件具有世界意義。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時告訴布什總統，中美建立建設性伙伴關系“具有世界意義”。這個定位一點也不夸大。就安全領域而言，中美和平相處，共同肩負起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的職責，亞太各國會感到放心，世界各國會表示歡迎﹔就經濟領域而言，中美合作不僅符合各自利益，而且定會帶動全球經濟的發展﹔就文化而言，中美加強交流，可以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相互借鑒，共同進步，將是對世界各種文明共同發展的重大貢獻。
總而言之，中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達成新的政治文件是時代的呼喚，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
中美新的政治文件的產生需要兩國的共同努力
毋庸諱言，佐利克先生的文章盡管具有戰略眼光，但在目前形成這一文件的阻力仍然十分明顯，這種阻力主要來自美國。美國政界、新聞界、學術界一些人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的道理至今猜不透，看不清。他們總是抱著中國是“異類”的心態觀察中國的變化，對中國強大之后會向何處去爭來吵去，疑慮重重。這種心態影響了美國決策者下決心從戰略高度處理中美關系。
在此情況下，筆者認為，要堅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工作：第一，要進一步加大兩國各層面的交流，促進相互了解。美國人不能隻通過媒體報道來看中國，中國歡迎美國人到中國來進行實地考察。另一方面，中國人也要幫助美國人深入了解中國，向對方說明把意識形態與經濟、貨幣、能源、環保等現實利益問題混為一談是有害的。
第二，兩國高層領導人要增加接觸的次數，就事關兩國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坦誠交換意見。
第三，美國的研究單位應該客觀觀察中國，向美國民眾公正解釋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和中國快速發展不可阻擋的道理。我想補充一下佐利克先生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論。“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應該是雙向的，而非單方面針對中國的要求。兩國應共同對雙方的共同利益負責，共同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負責。我相信，一旦兩國民眾中的多數人看清了雙方新的共同利益，明確了作為大國的國際責任，新時期指導兩國關系的政治文件就會應運而生，兩國的關系就會進一步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
